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
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