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这一阶段所以能够对中共城市工作屡屡成功地施以打击和毁灭，除了其特务机构日益健全和扩大之外，其更多改取鼓励自首和发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凡肯自首者，不再轻易使用严刑拷打和杀戮的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摘自《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作者：杨奎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地方接连破获共产党秘密领导机构的情况恰好相反，继1927年下半年“清党”运动和中共暴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共中央重要骨干被捕被杀的情况却日渐减少，而中共中央更是得以继续坐镇上海，设置各种机构，一面指挥一切，一面频繁接待转运国内外干部。

它甚至还能够在巡捕房和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举行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和反帝大同盟会议等较大型会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等地用来对付共产党秘密工作的，主要还是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特别是在租界区，它更是主要只能借助巡捕房的力量。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破获的最大一起共产党人案件，就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向上海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密报了中共军委开会时间和地点，范通过法租界巡捕房，于1929年8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等几位中共军委的主要干部抓获的。

但是，这些机构工作性质复杂，不可能都集中精力来对付共产党。而国民党这时的特务组织，即最先组织起来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时也才刚刚开始建立，不仅组织上十分薄弱，人员也鲜有专业训练。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统一国民党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大规模战争接连不断。

因此，调查科不能不分出大量精力去对付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地方派系和其他异己的民众团体等等，它能够用在侦察破获共产党组织方面的力量自然非常不够。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眼见共产党的力量从城市到农村恢复发展十分迅速，而南京国民党被派系战争搞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0年甚至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想要一举推翻南京国民党的统治。

随着中原大战宣告结束，中共和红军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就突显了出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开始把相当多的精力迅速转过来对付共产党。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取代容易因何为“反革命”问题而引起争议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

此一新的刑事特别法总共11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扰乱治安、私通外国或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或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均处死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或以文字图纸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为叛徒购运军用品，或以政治军事上之秘密泄露于叛徒之宣传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为叛徒购运军用品，或以之秘密泄露于叛徒，或破坏交通者，均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制解汇编》第4册，1935，第779~781页。

这个时候，不仅调查科已经羽翼丰满，而且蒋介石还开始起用黄埔六期生戴笠来负责从军事角度收集情报。党政军几方面高度重视对付共产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给共产党在中心城市中的组织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在1931年间，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的涉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重大案件，就有5起之多。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