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