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华：9月份我们基本上没有发稿子，就是尽量少发稿子，当时我那个思想可能比较保守一点，苏双碧说我这个人比较稳一点，也就是谨慎一点，就是说我们少惹事，少报道。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9月份好像是没有怎么发稿子，9月份主要是悼念毛主席，当然那时候悼念毛主席总要加上一些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宣传那个东西。

解说：主席去世后，《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给北京的总部拍了份电报，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工作。然而电报倒是发了，上海记者站自此以后却基本处于放假状态，因为主席走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会怎样，王强华、苏双碧和当时的很多媒体人一样，无从知晓，只能静待其变。

而此时的上海市委与北京方面则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9月23号，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派机要员给上海市委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记录了张春桥同萧木的一次秘密谈话。

在谈话中张春桥说，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王强华：都认为王洪文是接班人嘛，那时候江青、张春桥当总理了什么什么，我上海有好多朋友，我原来就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也有些朋友说怎么怎么怎么，我们也就听，你说我们很明确的反对，这也不是的，我们一个也没有这个觉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再一个我们很谨慎的，就怕我们一举一动给上海抓住怎么怎么不好。

苏双碧：10月六七号，10月七八号开始，原来都铺天盖地，每天都有四人帮的名字，有挺多，结果那天，突然有一天报纸上就没有了。

记者：您当时什么感觉呢？

苏双碧：感觉的话，我这个人比较愿意猜，愿意动脑筋，我就感觉到又一次路线斗争，我就对强华说，我说又一次路线斗争大概结束了，他说不会吧，他说要是这样的话，整个历史都得重写了，那是个天大的事，我说咱们观察观察。

陈晓楠：1976年10月6号，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耿飚等人奉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率领部队分别进驻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等中央各大媒体，他们不仅正式接管了这些媒体，还迅速拘捕了四人帮在那里的死党，而第二天在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一个打招呼会，在这个会上中央政治局通报，王、张、江、姚已经被抓，但是会议针对此事定下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

于是接管之后的中央各大媒体响应这个中央精神，在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一下子让四人帮的名字销声匿迹。

苏双碧：10月8号和9号，报纸上重新出现姚文元的名字，有一部分人就以此证明，可能没有问题，我呢，当时我就认为这个不一定，这得再看看，结果第二天一看又没有了，一点名字都没有了。

杨正泉：适当地放宽了，放宽了什么呢，就是对四人帮树的典型在有关的人和事，又适当地报道一点，适当地露出一点来，适当地出一些名，出一些单位，出一些事，让大家又觉得，他们还可以报道嘛，这件事情没有嘛，尤其是对上海，当时候上海打倒四人帮以后，上海给四人帮的联系中断了以后非常的紧张，他们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侯。

解说：10月7号，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马天水被叫到北京开会，临行前不知是因为嗅到了什么味道，马天水将市委另外两名负责人徐景贤和王秀珍叫到跟前，说北京可能出事了，上海方面需要立刻做好战斗准备。

10月8号，王秀珍等人急切地向北京挂长途，结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的电话一个也打不通，《人民日报》总编鲁瑛那里的电话倒是接通了，不过从电话里听出鲁瑛的语态十分反常，而且没讲两句话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徐景贤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负责人那里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通知，请上海台停播歌曲《按既定方针办》。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