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寂寞的生涯，尤其在今天，市场逐渐将文学变成消费，保持严肃的写作、阅读和思考，就愈加孤独。”这是作家王安忆的切身体悟。对她而言，写作是一种宿命，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三十年来，从《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到《长恨歌》、《我爱比尔》、《富萍》、《遍地枭雄》、《启蒙时代》，再到如今的《天香》，王安忆的写作风格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以致作家方方这样评价她：“王安忆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是的，王安忆的写作，尽显海派风流，不断超越自我，她的存在，对于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而言，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女性色彩的传奇，亦如小说《天香》中的那一群明代沪上女子，以名扬江南的“天香园绣”而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

    王安忆坦承，长篇小说《天香》的写作初衷，是立意要为上海地方特产“顾绣”追根溯源。当然，这种追根溯源，并非历史事件的简单还原，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历史人物与故事的虚构。一直以来，致力于书写上海前世今生的王安忆，在《天香》里以顾绣为表现题材，将历史中的顾氏露香园演绎成小说中的申城天香园，通过小说笔法，运用散文语言，如痴如醉地描绘了一幅沪上晚明时期的清明上河图，同时，满怀感喟地叙写了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时代的命运变迁。从现代回到古代，王安忆的这一叙事视角转换，凸显出她向传统致敬的写作旨归。诚如评论家王德威所说：“在她写作出版跨过三十年门槛的时刻，王安忆向三百年前天香园那些一针一线，埋首绣工的女性们致意。”于是，我们得以在家族盛衰和朝代更替中，重温一段江南绣品传天下的坊间历史，重见一个现代风云起上海的俗世传奇。

    在王安忆看来，“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天香》即可看作王安忆对于个人心灵世界的一次潜心筑造。因了对上海传统文化的探究之心，她以纪实手法，虚构了一个三百年前的故事：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清康熙六年（1667）的上海兴起造园风气，士绅申家也借天时、地利、人和而造“天香园”，园起则享誉沪上。申家长子柯海娶妻小绸，相处甚悦，却因纳妾闵氏而引小绸怨恨，从此纠缠半生；闵氏将娘家绣艺带入天香园，经深谙才艺的小绸点染，共创“天香园绣”；侄媳希昭则推陈出新，以书画意境入绣，青出于蓝；后来，随着申家的由盛而衰，原本养在深闺中的绣艺不得不担负撑起天香园的重任，可歌可泣！而出嫁不久即寡居的申家孙女蕙兰，更是设幔收徒授艺。最终，在小绸和闵氏、希昭、蕙兰申家三代人的革新推动下，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香园绣”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而成就一代绣艺的民间传奇。小说虽以上海申家之兴衰为背景，作者王安忆的笔墨却并不仅仅着于此。她还有比这更倾心的地方，那就是在这个家族荣辱兴衰的背景下，书写天道人心和世故人情，并在明朝由盛而衰的大背景中，讲述一种看似草莽的民间工艺“天香园绣”，如何因着种种机缘融入了上海历史的记忆深处。与此同时，以“天香园绣”的流变为脉络，钩沉沪上社会文化及民间生活蕴藏的那一份“雅趣里的俗情”。“莫小看草莽民间，角角落落里不知藏了多少慧心慧手，只是不自知，所以自生自灭，往往湮没无迹，不知所终。……莫看上海不过是商渎之邦，几近蛮荒，可是通江海，无边无际，不像是南朝旧都杭州，有古意，却在末梢上，这里是新发的气势，藏龙卧虎，不知有多少人才！”小说中，王安忆借“武陵绣史”希昭之口，道出了那一份俗情的可贵可叹。

    小说分为造园、绣画和设幔三卷，其实正昭示了故事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在主人公眼里，天香园中的悲欢离合好比一场大梦。梦醒时分，却没有大痛苦、大悲悯，而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天香》显然借鉴了《红楼梦》的笔法，文字婉约而深情，境界幽远而圆通。徜徉于诗词歌赋、书画刺绣、园林建筑、服饰美食等诗情画意般的字里行间，不难品咂到一种“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人生况味”。恍惚中，天香园之于大观园，申府之于贾府，以及那种繁华过后的凋敝落魄，每每令人扼腕。

    然而，这一切终究是个传奇。年复一年，天香园里的绣阁早已成残壁断垣。不想原来是移到坊间杂院，纡尊降贵，去尽丽华，但那一颗锦心犹在。锦心似莲，莲开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