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在2008年出版的《秦腔·后记》中感慨“忘却的记忆”，并说“棣花街，从此失去记忆。”似乎关于故乡，他已写尽。2011年《古炉》的出版，则表明作家再一次执著地选择了乡土。故乡记忆一直是贾平凹笔下永恒的风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商州系列小说呈现了山野风情，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浮躁》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风貌，上世纪90年代的《高老庄》展示了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中的农村，新世纪的《秦腔》则是一曲农村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下迅速没落的挽歌。《古炉》出版之前，贾平凹的乡村记忆多与时代大潮紧密相连，作品关注的都是乡村在时代大潮裹挟下该何去何从的命题，他也因此被誉为一个“对今日中国命运”有着“深切关怀和忧患”的作家。《古炉》回归乡土的历程却与其他小说明显不同，它不是与时代大潮保持同向前进，而是回溯到小说扉页所题的自己少年时代，展现随年龄增长，越来越清晰的乡村“文革”记忆。
《古炉》以贾平凹自身生命记忆为出发点，还原了“古炉村”里攀爬在中国社会最底层乡民“文革”时代的日常生活，展现了“文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民族、文化、人性等多重原因。作家想让国人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命运”，在中国的最底层早就埋下了“文革”的“因”。人性的善与恶，乡民的艰辛与愚昧、智慧与尊严，在这个“文革”时代的“古炉”村落，现实的乡土中国，得以淋漓展现。
卷入“文革”之前的古炉村，乡民的善良与隐忍及其体现的人性美是作家着力表现的。他们的行为充满着温情，让人感动。善人是乡民中的智者，到处给人“说病”，他的“说病”非常奇特，与其说是“看病”，不如说是宣讲传统的人伦秩序。他是那样热心，又是那样执著，冒着被批斗的危险也要给人“说病”，对批判过自己的人也不计前嫌。他敬畏生命，爱惜古炉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他为白皮树的被伐而伤心；他宽容大度，即便自己处境不好，仍不忘关心和帮助周围的人，爱惜比自己更弱的狗尿苔。最后，他将自己充满爱和道德的心留给了古炉村，留给了未来的中国，带着对社会和谐与安宁的憧憬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小说中，善人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代表者，是传统秩序的继承与坚守者，正是对这种传统伦理道德秩序的坚守，维系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变动中永不消逝的内在精神。
如果说善人是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象征，其行为在于以言语规劝乡民向善除恶，尽力恢复、修补、维持人伦道德，那么，蚕婆就是传统乡民爱与善的化身，她以自身的隐忍与行动昭示了“善”的内涵。
在蚕婆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宝贵的，为此，她收养了又小又丑的狗尿苔并加倍疼爱，即使作为“四类分子”被村里当成典型批判也不记仇；她默默地为乡民们的生老病死操劳着；关怀曾批斗过她的下台老支书，照料着孤苦无依、营养不良的杏开……小说中蚕婆虽历经劫难，但她的善良与隐忍品质始终未曾改变，她是民族苦难岁月中人性美的体现者、人性丑的见证者，更是作家心目中饱经磨难的民族化身。
在那个贫穷饥饿的年代，在那个充满牛粪与鸡屎味的乡村，古炉村的乡民们却是那么淳朴、善良，他们虽然过着辛劳、困苦的生活，但却仍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开石老婆难产，支书、三婶、蚕婆都跑去帮忙；村里谁家有事，全村人也都自发前往，无论老少，有矛盾的还是没过节的，都各尽所能，尽心尽力，仿佛约定似的。当然，乡里乡亲之间吵嘴是常有的事，但却永远不是永久的事。乡民的淳朴、善良、率真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正是维系乡土中国千百年来生存与繁衍的血脉。
但就是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的乡村，这样一群淳朴善良的乡民，却在卷入“文革”后，迅速被恶与暴力所充斥，原本安宁、古老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打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猜忌、对抗、武斗的人文精神废墟。
《古炉》不仅力图公正、客观地展现乡村“文革”的发生，更要将其发生的原因全部显现。与在大多数人认为的“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政治运动不同，贾平凹对这段历史作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重新解读。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得从乡村找起，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人性心理，都得从乡村这一方水土去寻找问题的根本。在乡土中国这片一直出产质朴的土地上，也能产生魔鬼，也能产生让人至今想来都为之战栗的罪恶。
为了完成上述写作目的，贾平凹将“狗尿苔”精心设置为叙事中心，因为孩童可以任意穿插于村里任何人事之间，不被重视反而获取了最大的自由和最宽广的视野。同时他又是古炉村“文革”期间真正的旁观者，自如穿梭在“榔头队”和“红大刀”两派之间，旁观构成了中立，中立的视角就获取了文本还原生活的最大真实。要真正了解“文革”，这种旁观、冷静的视野就必不可少。
不仅如此，狗尿苔的孩童视野还要与其年龄与智力水平相符，所以他对看到的人事并不加以区分和辨别，也就是说狗尿苔的视野不是自上而下包含价值判断的俯视，而是一个十二三岁，懵懂孩童的平视视野。于是古炉村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泥沙俱下，为他所观，呈现出一派“混沌”的景象，而“混沌”正是“文革”时代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最大真实。
在“混沌”的裹挟下，古炉的村民们并不明白什么是“文革”，正如霸槽在小说中所说：“这文化我知道，革命我也知道，但文化和革命加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也许乡民根本就不需要弄明白，因为“革命”对身处贫穷与饥饿的古炉村乡民而言，给予他们的是富裕、平等、尊严的希望，是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生活渴望，所以他们开始行动了，但思想的匮乏、物质的贫困却不能不使他们陷入盲目的争斗，在欲望、私利、宗族矛盾等推动下，愚蠢的热情和自私的贪婪终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放大，“文革”最终演变为一场闹剧不可避免，代表乡土中国的古炉村也终将走向毁灭。
对于“文革”时期乡村人性恶的呈现，作家始终以一种悲悯、客观的态度进行审视。正如小说中指出的：“人的天性本是善良的，因为受气秉所拘，物欲横流，才不明不灵了。”这“气秉”在“文革”时期的古炉村就呈现为乡民日常生活中的“吃”与“革命”，乡民们为其“所拘”，趋之如鹜。他们为了“吃”而“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吃”得更多和“吃”得更好，只因为乡民们是那样的贫穷，他们算计着每顿饭的饭量，珍惜着每一粒米，每一棵菜……贫穷使人渴望改变，运动给予人们希望，乡民们的“革命”不为“文化”，不为“阶级”，他们最看重的莫过于争斗后多得到的那片肉、那斗米、那几个工分，莫过于拥有富裕、平等、尊严与希望。是贫穷这个罪魁祸首使他们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变得暴力与凶恶，而人民普遍的贫穷与落后正是导致“文革”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
古炉村的乡民在所谓的“文化”旗号下“革”了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命。蚕婆沦为受批判的典型，善人则在古柏树燃起的大火中离开这个因失序而混乱的世界；古柏树不仅被砍倒了，甚至连树根也被掘掉了。“文革”打着创建“新文化”的旗号摧毁了一切。善人的去世，标志着以“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维系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内在文化精神被“革”了命，人性恶在极度膨胀中，导致暴力、自私、猜忌的泛滥。“文革”彻底摧毁了传统文化，却没有将新的文化精神根植于思想贫瘠的乡土中国，只剩下乡民们在这片荒原上不断演绎着自己的挣扎与暴力。没有精神维系的民族注定没有根与灵魂，也因此命定了古炉村在“文革”中毁灭的结局。
破坏与毁灭，善良与美好共同构成了“文革”时期古炉村人性的两极。狗尿苔、蚕婆、善人自始至终的善良与美好，在人性恶极端膨胀的年代，显现着乡土中国存在的顽强，宽广、深厚，以及爱与善的强大力量，成为古炉（英文“China”，“中国”之意）这个村庄、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与希望。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古炉》写的也许不仅是乡土中国的“文革”，更是几千年来中国朝代更迭的活生生历史，从中可以找到你、我、他，谁都在其中，一个都没少。
（吴景明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贾平凹像由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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