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复旦校长杨玉良先生关于该校起草《复旦大学章程》的一席话，就成为热议话题。从多家媒体报道来看，杨先生传达的该校《大学章程》的主旨有二：其一，行政与学术分权，具体表现是所有党政干部都要退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其二，按照“依法治校、民主决策”的原则，学校只管宏观格局，具体的资源分配和项目，完全依靠人文社科、理工和医学领域的专家。

    在杨玉良先生披露的《大学章程》主旨中，我们看到杨先生的同仁们用心之处只是在于“权力”与“分配”两个范畴。这个“用心”，并非复旦人士的苦心孤诣，而是体现了当今中国大学上下关注焦点所在。“权力”决定运行，“分配”决定利益，在大学改革中予以关注，是应有之义。但是，必须警惕的是，这两个范畴已经在中国大学意识中核心化了，不仅是大学改革的关注焦点，而且也成为大学中人的核心理念。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大学的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大学去行政化、自主办校的“改革求新”，一方面是大学上下争权力、求利益的“日常生活”。

    杨玉良先生把学校领导退出大学学术管理作为复旦起草《大学章程》的创举亮点，以为是救当下中国学风下滑之病的妙方。然而，我们回首看看上世纪前半叶的北大和清华，前者以校长治校，后者以教授治校，在草创的数十年间，两校大师辈出、双峰并峙。两校的经验在我们后来人看来，究竟是校长当权好，还是校长无权好？放眼世界一流大学，校长治校还是教授治校，也非一刀切的，如果让校长院长们都退出学术，恐怕有些西方鼎级大学要关门。为什么在当今中国大学，校长与教授、领导与学术就那么对立呢？这真是“权力”和“分配”惹的祸？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教授们的生活境遇远不能与今天相比，却绝少学术泡沫和学术不端，普遍潜心于学术，出现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和学术精品。然而，近二十年来日益优越的物质待遇，不仅没有为中国催生学术大师，反而滋养了普遍追名逐利之心，大学上下学术不端行为日益恶化，是非之心、学术良知日益淡薄。针对学术不端的恶性发展趋势，国家领导人和教育部三令五申要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宽容”；但是，大学当局的普遍做为却是对本校教授（尤其是“名牌教授”）“零处理”，甚至于庇护有加。出现这些“大学乱象”，是大学上下对“权力”关注不够，还是过分专注于“分配”了？

    反思当今中国大学的严重问题，不是权力不当，而是专注于权力；不是分配不公，而是以分配为核心。我认为这两大问题的病根所在是大学精神的式微，甚至丧失。大学精神的根本是独立而自由追求真理之心。30年来的大学改革之路，正如复旦起草的《大学章程》，偏失于“权力”与“分配”纠结，从而漠视、甚至背离了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之本、学人之根、国家之神。根本精神没有，大学何以立，学人何以求，国家何以兴？

    瞻前顾后，中国大学亟需精神，而非章程。没有大学精神，大学章程只能是花样文章，无立足处，无结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