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始，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是现在又对所谓人际交往中的自由主义现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和原先的反“主观主义”的主题已离开很远，而更类似于政治保卫机关的调查检举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育为重心的整风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审干、反奸运动的方向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经历了一个过程，促成其工作重心转移的导火线则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的审查委员会”。1942年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共鸣，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现象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甚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但在内部，领导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

　　②③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揭露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②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他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③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

　　⑤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⑤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在宣布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毛泽东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