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素贞，一贯道第十代师母

　　其实早在70多年前，就曾经出现过一位纵横全国的黑帮女老大，她的势力范围之大、手下帮众之多，财力物力之强大，是谢才萍之流根本“望尘莫及”的……

　　假借“济公活佛转世”　　夫妻地下秘密王国渐成

　　1930年之后，秘密组织一贯道在张光璧的掌管下，逐渐从秘密教门蜕变成会道门，成为一个具有强烈野心的地下秘密王国。

　　张光璧为了增强实力以便于夺权，便同师父路中一的女弟子孙素贞勾结在一起。

　　孙素贞又名孙慧明、孙明善，道名“广德”，山东单县人，1895年生。早年入过“归一道”，1915年拜路中一为师入了一贯道。未婚的丈夫施继五死后，她曾表示要“立志修道”，并带领单县一些女道徒修持，成为当地一贯道的女“领长”。

　　1930年，张光璧与孙素贞在单县西关一王姓道徒家中开设所谓“八卦炉”的“法会”，以训练道内骨干。张光璧趁此机会，唆令“天才”金宝林扶乩，假借路中一的名义，发出一道“坛训”，让张、孙二人结为夫妇。孙素贞坚决不答应，就去上吊，当时吊绳断了两三次。孙想天意不可欺，没有办法，后来也就答应了。

　　尽管张、孙二人利用“坛训”并作了种种表演，却难以瞒过那些道首和骨干的眼睛。人们纷纷议论，对于张光璧本来已经有妻子刘率贞，又身为道内首领却引诱刚刚死去丈夫的寡妇孙素贞为妾，加以耻笑。

　　张、孙二人只得前往济南发展自己的势力。到济南后，张光璧打着“济公活佛转世”的招牌，势力逐渐扩大，全国教众已有百万之巨。

　　黑道“师母”自称菩萨　　抢班夺权心似蛇蝎

　　孙素贞成为一贯道的“师母”后，竟自称“月慧菩萨”。加上张光璧的宠爱和道内有一般善于逢迎拍马者的吹捧，使她在道内便成了仅次于张光璧的第二号人物，拥有了一大股势力，并且培育了一些亲信道首作为羽翼，逐渐萌动了篡夺教权的野心。

　　1940年冬，张光璧、孙素贞在天津过年，适有武汉线的领导点传师邢杰三自武汉来到天津，他带了一部《龙华经》。孙素贞听说经内有“双年双月度双成，火德交旨理域游”两句经文，是表示“张祖办理末劫收圆，指的是师尊张光璧，要在翌年清明归天交宫”大为高兴，认为是自己夺取教权的征兆。

　　张光璧得知这一玄机，却一时信以为真，便从北平返回济宁老家，召集各地道首来到济宁，以便嘱托后事。他提出死后由儿子张英誉继承道权。孙素贞表示反对，要求由她本人继承道权，而张光璧却坚持不许。

　　孙素贞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于1941年春，借口张光璧有病，趁请弥勒祖师到坛垂训之机，说上天考验弟子，需要由她代表张光璧到各地同弟子结缘。

　　从1941年起，孙素贞便在北平点传师宫彭龄的护驾之下，带领领导点传师齐铭周，乩手李振华、侍从刘瑞贞（邢杰三的妻子）、王慧贞（齐铭周的妻子）等亲信，前往全国各地去培植自己的势力，并借坛训为自己夺取教权大造舆论。所到之处，各地道首纷纷向她立“上山到顶，下海到底”的大愿，而孙素贞则趁机大量放命点传师，扩展自己的势力。

　　可惜，张光璧识破了孙素贞的夺权阴谋，将其软禁在北平3年之久，但这也不能阻止孙素贞继续在“狱中”结党营私。最终，在张光璧死后，孙素贞为首的一派自称“师母派”，以成都为活动基地，声势一时无二。

　　“师母派”弟子遍西南　　疏散道产寻机潜伏

　　以孙素贞为首的“师母派”，为了加强对各级道首和道徒的控制，举办各种训练班，向受训者灌输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反动思想，并借所谓“度仙”、“度灵”的名义，大肆搜刮金钱，作为活动经费。

　　另外，还按照孙素贞的指示，采取了许多进行隐蔽活动的措施，各地佛堂一律迁移地点，改用商号的名称，以做生意或其他办法进行掩护。道亲一律在自己家中修道，不上佛堂，点传师须寻觅职业。为便于秘密活动，还为孙素贞指定了“交通”，专门替孙素贞往来各地传递消息。规定通信一律使用暗语，如点传师为“经理”，吸收道徒为“收货”，度大仙为“鲜货”，放点传师为“吃股份”，有道徒被捕称“因病住院”，释放为“病愈出院”，被取缔为“生意不好做”，如在夏天又可说“时疫流行”，冬天称“天气寒冷，多加珍重”。书信由交通员缝于衣内。

　　为减少目标，易于潜伏，孙素贞于临行前对她住过的地方，一律加以清理，以毁灭证据。并将道产完全疏散，进行伪装。如张光璧在成都居住过的王家堂街的房屋，伪装典当出去，并改成医院。所有家具、古玩、字画、瓷器皆分散到各支线道首家隐匿起来。将黄金8000余两、银元3000余个，分别埋藏在两个道徒家，而且做得十分诡秘，甚至连两个道徒本人都不知道。

　　1949年7月，孙素贞离开四川，经广州逃往香港。同年9月，她又以侨胞身份，参加“归国华侨参观团”，从香港乘轮船到达天津，后转北京、济南、南京、上海等地，暗中巡视道务，发出指示。在上海，孙素贞分批秘密召见南方各地道首开会，询问隐蔽活动的情况，并布置今后的秘密活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1950年，孙素贞经澳门转逃香港，窥视大陆，伺机活动。1952年，她通过台湾国民党“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其妻为一贯道徒），前往台湾，1975年2月死于台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