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儒术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荀子（荀卿）儒术，便大有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由孔子订定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传说，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秦始皇统一天下，由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的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汉文帝）景（汉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再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一尊于儒”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法则，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衍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的人才，如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大致来讲，确实是彬彬多文学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越来越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厌恶太监们的擅权与专横，一般自命为君子的儒生，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反而形成入小人们比而不周的党派，因此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东汉特殊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但我们在前后《汉书》中，如能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祖述周、空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历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不能完全厚非。

佛儒掺杂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异同的见解，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而厌旧；但北方的学者，守旧而疑新，甚之，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而多伪。在此时期，印度进入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汇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的互相掺杂之后，思想开放，从儒学的六艺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雄浑潇洒，风流倜傥的别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党派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意气上的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至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厌倦时势，大多不逃于禅，即归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