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了饭，詹长麟兄弟俩像往常一样去日本领事馆上班。他们的家人则由军统局安排去江北的农村躲藏。
下午四点，詹长麟把带来的毒粉倒在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温饮黄酒，酒香会更浓郁，酒味柔和)，然后再在里面倒上黄酒，摇匀，放在一个过道的柜子的最里面，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以防有人误喝，惹出麻烦。
酒会时间是晚上七点，临开席前，各位参宴的宾客陆续到达。詹长麟开始准备酒水，他把事先放在柜子里的毒酒取出来，温好，倒在了一个大瓶子里，然后端进了宴会厅。
他本想让客人自己倒，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早点找机会脱身，但他没有这样做。若客人自己的倒的话，可能会不均匀，这样就会有一些人因为药效不够而无法中毒死亡。
詹长麟看着酒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压住心中的忐忑不安，捧着酒瓶，走到桌边，把毒酒徐徐地注入酒杯，第一杯倒完后，之前的紧张就已全然不在，接着，第二杯、第三杯……直到倒完最后一杯，他才抬起头环视了一个整个宴会大厅，此时日伪要人正在热烈地交谈。
詹长麟退到了一边，默默注视着。
七点，宴会正式开始。可惜的是，当时出席宴会的只有名单中的少部分人，多数被邀的日军高级军官因故未能出席，而伪维新政府的政要都到了，主人给脸，狗敢不来吗？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的日本要员作陪，包括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
总领事堀公一首先致词，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于是宴会上大家纷给站起附和，高举酒杯“干杯！干杯！”，他们开怀畅饮，十分尽兴，但不曾想到，下面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詹长麟看着他们把酒喝下，便对旁边的同事刘玉山说：“我肚子有点痛，想去看医生，一会儿我就回来。”刘玉山叮嘱道：“你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宴会的事。”詹长麟点点头，飞快地来到更衣室，脱掉领事馆的工作服，跳上自行车便驶出了领事馆。
宴会进行了大约十多分钟，就在大家还在畅谈酣饮之际，突然有人尝出了酒中的异味，大叫：“酒里有毒！”大家听到这句话，纷纷停止饮酒，并在堀公一的领导下，倒出两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结果发现酒里确实有异味，堀公一下令大家停止饮酒。
突然，领事馆的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捂着小腹，疼痛难忍，脸色发青，不一会儿工夫就不省人事了。这时，另一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地从椅子上滚了下来，瘫软在地。酒宴上顿时大乱。
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下令封锁了领事馆，有安、慈惠、金城、同仁会医院及日军各医院闻讯后，火速派医生前来抢救，除警察署长等几人因来得迟，饮毒酒量偏少而中毒较轻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全身感到不适，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宴会厅，有的则栽倒在走廊里，叫喊声、呕吐声不绝于耳。
南京日伪当局恼羞成怒，当即下令关闭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交通要道，对过往人员进行仔细盘查，南京总领事馆内全部中国仆役连夜遭到严刑拷打，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严刑逼供。最后，领事馆的一位仆人突然想起，当晚宴会开始后，詹长麟便说自己肚子疼离开了，而他的哥哥詹长炳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于是，日本人将注意力集中到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詹长麟兄弟俩身上。
好汉做事好汉当
日本宪兵队迅速来到了詹长麟一家的住处，发现人去楼空，于是一把火烧了老宅，并抓住詹家的亲戚进行拷问。
6月11日一早，日方又在和平门及下关一带进行严密的搜捕，逮捕了许多无辜的群众。并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报刊上刊登告示，画图形，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进行通缉。告示上写着：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一丈五尺二寸(此为日本制尺，下同)，体型瘦长，皮肤青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时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詹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一丈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其兄詹长炳二十九岁，身高一丈五尺四寸，身体稍瘦，面长，厚嘴唇，长发，长得比较漂亮，南京口音，身着中式的白色衣裤；其妻詹朱氏，二十六岁，身高一丈四尺八九寸，体胖，圆脸，带有七岁的一个男孩，都是身着中式白色衣裤……对其父母和妹妹，也都一一详述。
日本总领事馆的毒酒案发生后，立刻成为南京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南京市民纷纷为这名抗日英雄拍手称快。
尽管日方努力封锁消息，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中国军民士气大振。《申报》、《中央日报》都对这次毒酒案进行了报道，其中《中央日报》连续4次进行报道。1939年6月12日的《中央日报》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标题为《敌总领馆宴清水敌伪均中酒毒梁逆鸿志等中毒最重敌称系抗日分子所为》。6月13日的《中央日报》继续对这件事进行报道，标题是《南京中毒案有两人毙命》，文中称：“南京敌总领馆中毒事件中，领馆职员两人，于十一日身死，又《每日新闻》称，其余敌伪官员，均已出险。华人兄弟二人，其一在敌总领馆充任厨师，已五年，均为本案主犯，二人于宴会进行中失踪。”6月18、19日，《中央日报》又连续进行了两次报道，并称：“梁逆鸿志弊命，温逆等亦将死。”
实际上，本次中毒案除日本领事馆内的两名书记官死亡外，其余人经抢救，都脱离了危险。而《中央日报》的报道却说伪维新政府的要员弊命，其用意不言而喻。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女教授魏特琳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在她的1939年6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瑟斯顿夫人中午在南门吃的午饭。她说那里有300人被逮捕了，因为，他们被怀疑与一个刺杀事件有关。据说，从卫理公会学校被抓走的5个年轻人也与此有关。”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她又这样写道：“据可靠消息说，上星期六晚上，有两个日本士兵在日本大使馆的晚宴上被毒死。”6月19日晚上，她又再次写到了这件事情：“据说有很多人被逮捕了，目的是要抓一个与在日本大使馆投毒案件有关的人。听说大使馆里传出了喊叫声——有人正在被拷打，但是我无法证实这些传言。” (责任编辑：张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