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整个永乐元年都在血雨腥风、毫无节制的大屠杀中度过。方孝孺的“磔”刑，灭十族、杀873人，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朱棣要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别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正是这段炼狱般的经历，中华民族的骨气开始倾颓，正气开始削弱。为满足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自私欲望，中国的历史、社会和人性付出了异常惨重的代价。

三

其实，靖难之役完全不是朱允炆一人的悲剧。当封建皇权终于发展到朱元璋时代，彻头彻尾地蜕变为一种“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的极端主义君权，视全天下人为仇雠，而置自己为独夫时，靖难之役的发生已经注定了—无论迟早。而朱允炆的悲剧，则是恰好承担了这一切。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尽管就帝王的个人品质而言，朱允炆并不该被推下台，但不幸的是，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既非他这样性情的人所能掌控，又太过诱人。

于是，悲剧发生了，合适的舵手朱棣杀了出来。

观察明初数十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段历史太诡异了。朱元璋自己虽未选对集权体制下帝国的掌舵者，但这套集权体制却准确无误地找回了最合适自己的掌舵者。

登基以后，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仍然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乃至后世的非议。他要做的，是一步步从根本上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让一切对自己“非法性”的异议结束。

首先是焚毁历史，然后再伪造历史。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手段，然而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卑劣的一种手段。《明史??王艮传》载：“（朱棣称帝后）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即奏折）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在这里，朱棣狡诈地表现了一番宽容大度，将建文帝时期朝廷官员的奏折统统烧掉，以消除那些投降者的不安，但真正的目的则是要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绝不仅仅只是销毁奏折这么简单，在他的授意下，一大批文人走狗专职“焚史”一事，千方百计、不惜一切地销毁了建文朝的文字记录，致使到最后，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与此同时，为防“怀疑怨谤”，他还下旨，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时期的历史，“事发族灭”。

朱棣的目的达到了，他以自己超前的智慧给中国的历史开了一扇“天窗”，将一段历史从帝国的集体记忆中抹去，使后人无法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还添加进去许多假话。

朱元璋的《明太祖实录》在建文帝时期已经修过，但是朱棣上台后并不满意。他要把所有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都删减干净，然后再添加进去自己的辉煌形象，以显示自己才是根正苗红的、朱元璋钦定的帝国接班人。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当后人因为那部所谓是世界上块头最大的《永乐大典》而纷纷对朱棣投去崇拜和赞赏的目光时，却不知道，这部从出生后就深锁皇家图书馆中，只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人们翻阅的大典，它真正的出身也是朱棣名为搜集古今文献，实为彻底消除不利于自己的历史资料，是企图永远掩盖其篡位事实的工具。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价值。

但是于朱棣而言，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通过种种手段牢牢地控制了“史者”的操守和气节，然后摧残他们，收服他们，进而通过他们操作历史。因此，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别人是创造了历史，才拥有历史，而只有他，不需要创造历史，却同样拥有历史。

控制了历史之后，朱棣的第二个手段则是制造白色恐怖。

前面已经叙述过，上台以后，朱棣通过大规模的屠杀来消灭反对者，若仅仅出于这种需要，大家可能认为他毫无必要。但事实证明这是有必要的。朱棣的屠杀，一方面实现了从肉体上消灭和打击反对者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制造恐怖而行使恐怖，展示一种反对他的“下场”。所以我们看到，朱棣的屠杀不仅毫无节制，而且手段极尽狠辣之能事。

通过翻检史料，我们发现，害怕世人的非议成为朱棣一生的噩梦。他不断举起屠刀然后砍下，但还是担心在某个隐蔽的角落，有人会对他“念念有词”，有人在对他进行抵制。他异常恐惧地认为若是不加控制，总有一天，这些人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能够正面冲击他的力量—正如百年后王世贞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

为防止那股力量壮大，朱棣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他命令兵部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

这是一道表面上以高压强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命令，但实质却是告诉百姓，不准“疑惧”，更不准“妄言惑众（即背后议论）”，否则就是死罪。甚至，为了彻底防止人们对他非议，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诺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者的罪行即可免除，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可以想见，此令一出，社会上的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

除了鼓励民间百姓相互揭发以外，朱棣的另一重要的恐怖手段则是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刑侦职能，并“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从此以后，只要是锦衣卫认为某人不法，即可直接投入诏狱定刑定罪，甚至还可以“取诏行，得毋径法曹”，即只要皇帝同意，便可越过法律程序将人犯直接处死。

永乐时期，锦衣卫人数究竟有多少，现在已不可考。但根据史料的记载，明世宗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性就裁汰了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其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国家的法律如同虚设，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一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

然而，对于疯狂地想要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帝王来说，这些手段无疑是成功的。只有百姓惧怕你，你手中的权力才能足够大，也只有控制了一切，才能知道你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几百年后，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历史的进程竟是如此诡异。朱棣对于帝国的统治是非法的，然而正是因为他是非法的，他才会想方设法、用尽一切手段来强化这得到的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创设的集权体制才真正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足以证明帝国权力的篡夺者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集权体制的合格继承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