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一个干政擅权、不可一世、有慈禧这样坚硬后台的人，还是被杀了。杀他的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

同治八年七月，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安德海借皇上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按清朝祖制：太监不准出京。但安德海不仅出京，而且还私挟妇女、张挂龙凤旗帜、抓差纳贿，一路招摇，惊扰地方。所过顺天府衙门、直隶总督衙门，都隐忍不发。结果在山东被丁宝桢查拿，并以太监出京违背祖制请旨处置。对安德海在宫中拨弄是非、混乱朝政按捺已久的慈安，在接到了奕率领军机大臣持折请示两宫太后的行动后，她立即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共同商议，时逢慈禧生病，慈安独处朝政。于是，大家一致认为：“祖制不得出都门，犯者杀无赦，当就地正法。”(《清宫遗闻·安德海》)慈安明确表态，同意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一举动，使慈禧丧失了心腹，却又大丢颜面、有苦难言，由此心生嫉恨确属正常。但从而对慈安萌生了杀心又似乎与事实不符。如果说慈禧嫉恨有人杀了她的心腹太监，那么最要害的人物应该是丁宝桢。他不仅没有顾及慈禧的颜面，毅然决然地缉拿了安德海，并就地正法，慈禧应该整治甚而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才对。然而，丁宝桢并未因此而丢官，这位以“严刚有威”、清正廉明著称的贵州人此后虽不是官运亨通，却也屡有升迁，颇受重视。光绪二年(1876)，做了近十年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而且在这个令人眼热的肥缺上一干就是十年。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逝于成都，当时慈安及同治帝都早已不在人世，实权掌握在慈禧的手里。由于丁宝桢一生清廉为公，性情刚猛，在官场上得罪的人很多，死后有很多实权人物追着告他的状，慈禧都不予理睬，将丁宝桢追赠为太子太保、上美谥“文诚”，准许山东、四川、贵州等地为其建忠良祠。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朝政的大局面前，慈禧具备令朝野上下信服的公正。待丁宝桢尚且如此，她又有何理由杀慈安呢？

另一件是慈安与同治帝违背慈禧选后意旨，一致坚持选慈禧并不看好的阿鲁特氏为皇后。

慈安和同治帝在选后问题上与慈禧的意见有分歧，这对嗜权如命、颐指气使的慈禧来说无疑是空前的打击，她无法原谅自己的亲生儿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与慈安联盟背叛自己的旨意；她也会十分嫉妒慈安在儿子的心目中拥有比她更为尊崇的地位。她将这一切痛苦转嫁到阿鲁特氏身上，用变相折磨皇后的手段来恣意表达自己的不满。同治帝死后，阿鲁特氏只得到了一个“嘉顺皇后”的封号，这将意味着她只能以新皇帝寡嫂的身份深居宫中。慈禧立嗣光绪帝，进一步将皇后阿鲁特氏置于难堪的境地，一旦光绪帝确立了皇后，自己将以何身份在这冷寂的宫中安身？本已处境十分艰难的皇后未来的宫中生活不堪设想，她的位置将变得异常尴尬。“刻薄寡恩”的慈禧更使这位皇后深感生活无望，这一切都让她感到不寒而栗，又不敢有所申言抗辩，死亡是她唯一的出路。据说，阿鲁特氏曾以一纸片请命于父亲，父亲批了一个“死”字，于是，殉节之志遂决。

因此，在同治帝死后不到百日(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皇后阿鲁特氏，也就是“嘉顺皇后”殉死于储秀宫。

伴随着嘉顺皇后的死，慈禧郁积心中多年的不悦也就渐渐舒解，二次垂帘后，慈禧风光无限，一切朝政得心应手，她没有任何理由依然为此怀恨慈安，动起杀心。

所以，传言慈禧逼死或毒死慈安的说法，缺少说服力。因为面对慈安凡事退让、不与人争的个性，慈禧在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不可动摇，慈禧完全没有必要逼死或毒死慈安。

三

野史笔记可信性差，就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于慈安死亡过程的记载。此时翁同龢除了依然承担着光绪帝老师一职，同时他还是礼部尚书。礼部主管皇室的婚丧大典，慈安大丧自然归属他的职责范围。翁同龢负责办理慈安丧仪，对于慈安的死因就有了比较深入和翔实的了解与记载，可信性较强。

根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慈安发病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这一天，“东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依据这一病情进展记录，咨询资深中医专家，慈安死因多半为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所导致。根据是：

(1)病情特点：起病急骤，进展迅速。按照现代医学判断，如此快速的病情进展多见于心脑血管疾病。

(2)临床表现：“神识不清”应为有意识障碍；“牙紧”、“有遗尿情形”应为现代中医所称的牙关紧闭和尿失禁。

(3)辨证分析：依据以上症状，这一病症按照中医学辨证为脑中风病。而在《翁同龢日记》中，翁同龢记载的御医脉案为“类风痫甚重”，实际就应归属于当今中医学疾病中的中风范畴。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慈安所患之病应为脑中风，也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脑血管疾病。

其实，慈安的脑血管疾病并非突发，而是宿疾。《翁同龢日记》中曾经记载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是同治二年二月九日(1863年3月27日)，时慈安二十六岁，“慈安皇太后自正月十五日起圣恭违豫，有类肝厥，不能言语，至是始大安”。此次生病共计二十四天，由“有类肝厥，不能言语”来判断，应视为现代医学的脑供血不足，属于中风先兆，只不过病症较轻，恢复较快。另一次是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1870年1月5日)，时慈安三十三岁，再次病倒，“昨日慈安太后旧疾作，厥逆半时许。传医进枳实、莱服子”。这次所谓的“厥逆”依然是脑供血不足的再次发作，只不过由于治疗及时，没有造成遗留病症。

这些情况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而这次，由于慈禧生病，慈安一人独理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她，在这一时期里承担着巨大的压力，身心疲惫在所难免。慈安在发病的前一天，根据《述庵秘录》记载，她“两颊微赤”，虽然自己无感觉上的大碍，但从这一面色判断，慈安此时“肝阳上亢”，可能已经血压很高，直接诱发脑中风、甚至脑出血。

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对于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专家们来说都是一筹莫展的病症，缺少根治的良方，更何况一百多年前的医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慈安死于脑血管疾病，而并非野史中所描绘的为慈禧所害。

对于慈安的死，慈禧该如何应对呢？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