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朗西，字峪云，1885年生于陕西三原东里堡。家境殷富，在四川拥有几处盐井和茶叶庄。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是东京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孙中山历来重视帮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曾亲自参加了洪门组织，并被封为“洪棍”。在日本东京组织兴中会时，三合会的首领郑弼臣就曾率部前去加入；辛亥革命前的历次反清活动中也都有洪门兄弟参加。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清洪理白都是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之初，徐朗西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联络帮会。当时日本人头山满和宫崎寅藏与中国各地帮会都有联系，在他们的介绍下，徐朗西同帮会建立了关系，并入了洪门，成为“峪云山”山主。同时，他又加入青帮，由“理”字辈颁发给证书，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大”字辈人物。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周旋于帮会之中，与帮会头目袁寒云(即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等广为结交。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认为洪门帮规仍沿用封建旧制很不妥当。于是召集洪门的九位大龙头召开“全国九龙会议”，建议废除旧制，改用军队编制，以迎合时代潮流。当时“九龙”一致同意，但因积习已久，加上时局动荡，实际上改制没有能积极实行。只有徐朗西执掌的“峪云山”不再举行传统仪式及封赠封建性质的职位，至于改变建制，也未能按照孙中山的主张实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改任袁世凯政府的全国铁路督办。在视察全国铁路情况后，他曾有过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打算，当时徐朗西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曾协助孙拟订计划。本来这是一项造福后人的宏伟计划，但后来因发动二次革命，只得中途作罢。

1914年10月27日，已身为上海青洪帮首领之一的徐朗西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第五局局长。护法运动前后，徐朗西与孙中山交往频繁，关系密切。1916年袁世凯死时，徐正在上海任《民意报》记者，同年6月15日他采访了孙中山，孙指出，“目下时局，尚未敢骤言容易解决。因袁党依然盘踞要津，国会议员尚未正式集会，完全责任内阁又未成立”，而段祺瑞“能从此真能拥护共和与否，维持秩序与否……不能妄加臆断”，通过《民意报》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反对一切“谋危民国者”的原则立场。10月，孙中山鉴于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没有完善的机关报，无法有效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决定把徐朗西主办的《民意报》定为机关报，并且把此事向中华革命党全国各地的党员作了通报。

1918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威胁大总统黎元洪离任，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异己。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联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经共同商讨，并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大家认为应当从攻取陕西入手，因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都是北洋军阀势力范围，虽然分直、皖两系，但毕竟还没有公开分裂，而且势力雄厚，不易夺取。陕西方面，督军陈树藩虽然是段氏爪牙，但兵力较弱，并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遥相呼应。于是孙中山委任徐明西为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当徐在上海接受任命时，孙中山书赠“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给他。徐不解其意，问：“我率军援陕，此四字有何用处？”孙中山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后来“天下为公”便成为徐朗西一生行事的座右铭，也是他最终与蒋介石集团及反动帮会分道扬镳的思想根源之一。

徐朗西受命后取道粤桂至滇，经唐继尧同意率军入川。讨段期间，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两族士兵血战半年，曾一度打到陕南紫阳，大有一鼓作气定中原之势。1918年2月，孙中山在致徐朗西的电报中表示：“陕事赖诸兄主持，得以发展，颇感佩……参谋长请兄荐任者，由军府任命”，并准备请徐和焦易堂一道回陕为劳军使。后来因为情况变化，孙中山让焦易堂一人为劳军使主持陕西的事务，但仍要徐朗西在上海与焦接洽，共同商议今后办法。

正当形势大好之时，徐朗西忽然接到唐继尧的来电，说段祺瑞准备和他们进行和谈，让徐驻军待命，以免影响谈判。徐朗西接电后非常愤慨，认为唐继尧之流背信弃义，全然不顾大局，一怒之下解甲归沪。七省联军援陕讨段的军事行动也随之结束。

徐朗西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台路一座法式的洋房内。在沪期间，他重整了“峪云山”，并身为青帮“嘉北粮”头领，成了沪上有名的青洪帮领袖。其在洪门的地位与当时上海“三大亨”在青帮中的地位相当。

1927年3月21日，中共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上海工人纠察队集中兵力进攻反动警察武装时，各帮会及流氓组织乘虚而入，占领没有武装掩护的各级政权机关，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果实。徐朗西是帮会中最先出头抢夺工人起义胜利成果的。21日下午，他在南市斜桥打出“国民革命军上海临时指挥部总指挥”旗号，组织别动队、便衣队数百人，抢占工人纠察队攻占的政权机关，并乘乱收缴工纠队枪支。4月初，蒋介石为了反共与帮会商量决定，由洪门龙头张伯歧、青帮通字辈浦锦荣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共进会”，主要任务是取代上海总工会，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徐朗西也加入并成为骨干分子。四一二事变时，徐朗西曾组织队伍袭击上海工纠队，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但是徐的实力不如青帮，同国民党集团的亲近程度也不如青帮，尽管卖力，却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加上他本来就对蒋的反共政策颇为不满，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曾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走了一段弯路，但他很快翻然醒悟到这一切完全背离了中山先生的嘱托。

痛定思痛，徐朗西在四一二事变后便积极致力于营救上海、广州的革命者，同时在上海创办了新华艺专，自任校长，并从此不参加国民党的军政活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徐朗西完成了从一个帮会中的革命分子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曾致函徐朗西，称赞道：“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力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共的争取和鼓励下，徐朗西在上海沦陷后，从有利于共同对敌出发，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外，还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使他们得以打入汪伪内部。这时候，周佛海也急于向重庆方面靠拢，就利用程克祥等和戴笠接上了关系，提供了一些有利抗日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徐朗西都及时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中，徐朗西通过胡振家(即胡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被逮捕的革命志士。他的儿子徐晓耕也奉父命奔走于各特务机关之间。其间有的同志被保释了出来，而有的由于被特务掌握了确凿证据，实在无法保出，则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徐朗西的一家都为党的事业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徐朗西创办了洪门社团“云社”，以吸收工商、文化界分子为主。其实质与原“峪云山”没什么两样，不过在上海帮会中它是以势力雄厚、作风正派而著称的。

徐朗西生平很看不起鸦片贩子，如盛幼庵、李筱宝、王永康等，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贩毒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当徐的妻子病故后，他想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个图书馆作为纪念，艺专的教务长汪亚尘闻讯后马上透风给杜月笙。杜月笙正想找机会拉拢这位青洪帮头面人物，于是让魏廷荣代为转送五百大洋给徐朗西买书用，徐婉言谢绝了。后来杜月笙碰到他时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徐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样做人！”可见徐虽为帮会中人，与各大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帮会中的肮脏行径，却决不同流合污。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接受中共党组织代表胡振家的指示，联络帮会控制的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准备迎接解放。这时候国民党特务已经觉察到他和中共有联系，但因没有确凿证据不敢下手。1949年春，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戴传贤等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徐举家迁往台湾。徐朗西和于右任是陕西小同乡，并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一起闹革命，但是当于劝他时，他毫不客气地说：“胡子！我去台湾干什么？我宁肯在上海当‘顺民’，也不愿动！”并且反唇相讥道：“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说罢哈哈大笑，终不为所动。

国民党方面派人“劝驾”，不过是“先礼后兵”的一着，一旦劝不成，便准备下毒手杀徐。一天徐的儿子徐晓耕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在一起吃饭，酒酣耳熟时，有人向在座的参谋长询问：“如果徐郎西拒不赴台，且与中共继续联系的话，我们将怎么办？”这位参谋长断然回答道：“必要时，我们对他也只能不客气了！”其实是故意露风给徐郎西。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动员过徐朗西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转道北京，但由于徐安土重迁的思想很重，一时下不了决心。可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这一情况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于是他迅速与胡振家联系，经中共地下组织调查证实了徐晓耕的判断，并建议他秘密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徐朗西化了装，由儿子徐晓耕亲自驾车，混过国民党特务的重重盘查，终于登上了从龙华机场起飞赴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后从香港转道天津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1961年10月在沪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