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影视资料图）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这个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事后诸葛亮虽作了“自我批评”，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