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春秋》中说法与此截然不同。该书记载，豫章太守周术病死于任所，刘表上奏朝廷推荐诸葛玄继任。由于豫章郡属扬州辖区，是袁术的地盘，大概是得到袁术的首肯，批文未下来就造成既成事实。但汉王朝不予承认，而改任朱皓。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处借兵打进豫章，诸葛玄兵败后退入西城，西城民众群起造反将他杀了，并把首级送给刘繇。
仔细分析，后一说更接近事实。如果诸葛玄去荆州投靠老朋友刘表，自会受重用，而陈寿只字未提其任职。诸葛亮要进入荆襄的上流社会，曾经使尽了浑身解数，以至于不惜迎娶黄承彦膝下面黑发黄的丑女子作为妻室，通过岳父的引荐，才在上流社会有了名声，并结交了徐庶、庞统、石韬、孟公威、崔州平等社会名流。然而因甚不匹配的政治婚姻，使诸葛亮在荆襄一带留下了诸多话柄，人们编出歌谣加以奚落:“莫学孔明择妇，正应阿承丑女。”如果诸葛玄去了荆州，那么诸葛亮进入荆襄上流社会岂不是易如反掌，焉用迂回？
叔父被杀于豫章西城一事，对诸葛亮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所以不愿意提及；陈寿的史料，来源于诸葛亮口述，他语焉不详，陈寿只能照录而已。《献帝春秋》的记载来之于史官，史官资料来之于刘繇、朱皓等人的奏章，所以能叙述出具体细节。由是观之，后一说更接近历史事实。
是三顾还是自己投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世公认的三顾茅庐，盖源于此。
但是历史上还有另外一说，即刘备屯兵樊城时（司令部扎在这里，军队屯驻于新野），曹操刚统一北方，诸葛亮知道，荆州是下一个目标，而刘表性格犹豫，不懂军事，故而特去找刘备。刘备同诸葛亮素无交往，且见他年轻，故以普通读书人看待，并不经意。在其他人走后，诸葛亮独自留了下来，刘备也不闻不问，只在那里编牦牛尾巴。诸葛亮问:“您是要实现远大志向，还是仅满足于编织牛尾？”刘备这才知道面前的青年人很不简单，扔下牛尾巴答道:“这是啥话，我是借此排泄心中的忧愁而已！”接下来，在一问一答中，诸葛亮托出了近似《隆中对》的制胜方略。这段内容载之于《魏略》，《九州春秋》也有大致相同的内容。
在这里，三顾茅庐与自己投奔两说又对立起来，到底哪一说才是事实？
现在看来，难分真伪，理由如下:
第一，蜀汉政权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保存早先的原始资料供史家查询，诸葛亮是当事人，他的叙述似乎应该更可靠一些。然而这又是孤证，另一当事人刘备并没有留下三顾的证据。
第二，曹魏政权是东汉政权“禅让”的结果，它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史官及制度。更重要的是，《魏略》与《九州春秋》成书前，同其他史书一样，都有个史料收集的过程。隆中的文化圈子中，石韬、徐庶、孟公威等都在曹操、曹丕处做官，他们的回忆录或谈话，必然存在于当时，因此才能将诸葛亮自己投奔的过程说得绘声绘色，以致微小细节都不遗漏。然而，那三人毕竟只是局外人，他们的叙述大多也是听说而来的。
第三，刘备不高看诸葛亮而自结牛尾，同《襄阳记》又发生矛盾。以此书记述，刘备访问荆襄名士司马徽（即水镜先生）时，司马徽曾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当刘备询问是谁时，他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以此观之，诸葛亮找上门投靠刘备就难成立。然而《襄阳记》拥刘的政治倾向过于明显，作可信史料尚得谨慎。
综合上述三点，在难以断定的情况下，不如像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那样，将胸怀放广阔一些，让两个都有依据的史料共存一炉，别作武断式砍伐。
如果是三顾茅庐，那么，它就是诸葛亮与徐庶合演的双簧，但诸葛亮不肯“廉价出售”，须抬高身份以便于才尽其用。徐庶投奔刘备后，得到刘备的器重，进而推荐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这当然是得到诸葛亮同意之后才推荐的。如果诸葛亮不愿意出山或者未选中刘备，作为好友的徐庶，断不能造次。在徐庶他们的文化圈子中，还有庞士元、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何以独独推荐诸葛亮而不推荐其他人？当然是他们当时不肯投奔刘备的缘故。刘备说:“君与俱来。”徐庶答道:“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徐庶投奔刘备，客观上是在为诸葛亮投石问路。既然诸葛亮已经选中了刘备，当然要同徐庶谈及相见的形式，只有诸葛亮不肯沿街叫卖时，徐庶才能传递出“可就见，不可屈致”的信息。显然，这是在抬高价码。“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当诸葛亮决定投靠刘备时，其心情是迫不及待的，并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而前两次的未曾出来相见，就有了矫揉造作的嫌疑，显然是在抬高价码。然而他又谨遵了“事不过三”的古训，所以在刘备第三次相顾时揭开门帘子走了出来。刘备是否看出了双簧的把戏，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是，刘备获得了礼贤下士的美名。刚一见面，诸葛亮就和盘托出了惊世骇俗的《隆中对》，他把天下形势剖析得那样透彻，把刘备的因应策略和将来的发展宏图都作了精当的规划。这当然不是即兴之谈，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结果。诸葛亮要取得刘备的充分信任，就必须一炮打响，让买家知道物有所值。
是隐迹山林还是以退为进
应该说，“躬耕陇亩”是诸葛亮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顺应。之所以选择隆中过起似隐非隐的生活，除了他在《隆中对》中分析荆州地区的经济军事优势外，在当时，荆州还有三个优势。第一，它是江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东汉时江南共分为四州，即交州（今两广地区）、荆州、益州和扬州（北半部在长江以北）。交州还十分荒蛮；扬州南部刚刚开发；益州虽开发较早，但隔山阻水，十分封闭；只有荆州当得起中心的责任。第二，由于交通便利和商业交往的频繁，荆州的信息量远大于其他地区，身处荆州首府襄阳，最容易把握全国政治、军事变化的脉搏。第三，在军阀混战中，幽州、并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凉州、冀州、豫州等九州都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荆州是少有的几个未曾波及的地区之一，因此这里成为士人逃难的天堂和全国人才的荟萃之地，这也使得荆州更在政治文化上领先于全国。诸葛亮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小就胸怀抱负，叔父去世后，荆州就成为他避难的首选之地，这从他同密友孟公威的谈话中即能找到印证。当孟公威准备回汝南故乡的时候，诸葛亮认为离开荆州太可惜了，所以劝阻道:“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指华夏的腹心地区，翻译成白话文则是:这里集中了这么多的社会精英，正是我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长才干的风水宝地，我们应该与他们广泛接触和交流，何必要回故乡呢！听听，诸葛亮对荆州是多么热恋！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