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

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到:“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信写得十分诚恳，情感也很真挚。看得出，这位农民非常实在，真心实意地希望帝国元首能够接受以他的名字命名草莓的请求。

像这样普通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男女老少，职业形形色色，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差错综。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相信你，没有你，我们就是一盘散沙；有了你，我们就是一个民族。”“你递给我们你的手和你的目光，这目光至今仍使年轻的心荡漾；美好的幸福它永远将我们陪伴，这一刻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从“坚决保证真正的爱情”，愿意与元首结为伉俪，到表示立誓要为领袖献身，奉献出自己的贞操。一些年轻的姑娘在信中写到:“亲爱的元首，听说您没有孩子，这令我难以平静”，“亲爱的元首，我想跟你生一个孩子，这是一位萨克森女人的愿望。”

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还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或她）。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不明真相者继续不断地向领袖抒发情怀，表达情感。

在“莱比锡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的大会上，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卐”字，十分醒目。对于党旗的设计，希特勒自鸣得意。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任何党都应该有一面党旗，用它来象征庄严和伟大……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一只巨大的雕塑即普鲁士雄鹰，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的演讲充满激情，让台下的群众更加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我想，任何一个德国人身处这样的环境，一定会激动得浑身颤抖，一定会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万分，一定会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也一定会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任何一个德国人一旦陶醉于这样强烈的种族主义情感当中，一旦痴迷于如此盲目的个人崇拜以及极端的爱国主义情绪当中，自然会从理智走向疯狂，从善良陷入邪恶，从文明堕落为野蛮。

令人悲哀的是，此时此刻，他们自己却浑然不觉，一直沉浸在一种崇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之中，真的以为要跟随伟大领袖投身到无比壮丽的革命洪流中，去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神圣事业。

面对这一切，正像西方学者所评价的，“摄影机不会撒谎，它把希特勒恶魔般的本质和把人类自制力丧失殆尽的情况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它所揭示的真相永远使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愿望实现了。希特勒所缔造的第三帝国就是一个建筑在纳粹主义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二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这难道就是被马克思誉为由于“高卢雄鸡的高鸣”和“思想的闪电”的射入从而得到复活的德国？

笔者曾由衷地感叹过德国人民的素质。在《留德十年》这本书中，季羡老回忆，二战后期，当年他寄居的德国小城哥廷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国家将会怎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

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的德国军官前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旁坐一边静静地观看。台下有一位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不以为然。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少校言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错误。

美国将军颇为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淌、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