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没读过音乐学院，我只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

赵鑫珊《希特勒与艺术》一书也曾提到，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禁叫人感叹:管中窥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

可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度文明素养、自律廉洁的民族却如此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绝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地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

1938年11月9日，在德国历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水晶之夜”。这个极具浪漫色彩的名称，却是与最丑恶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联系在一起的。从11月9日夜晚到10日凌晨的一夜之间，德国各地的一百九十一座犹太教堂变成了一片火海，超过七千五百间的犹太人的百货商场和商店被洗劫一空，数百幢的犹太人的居所被付之一炬，数千名犹太人惨遭侮辱、毒打，大约三万名犹太富人遭到绑架，被勒索的赎金高达十亿马克。劫难之后，四处都是残垣破壁，破碎的玻璃犹如呜咽哭泣的水晶，在惨白的月光下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事后，为了补偿所谓“众怒”，犹太居民还必须掏出一百万帝国马克作为“赎罪金”。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六百六十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自己犹太同胞如此残酷？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之后，许多人反而还不肯住手？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二万二千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十八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一百三十二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三年。在参与被调查的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德国人当中，有六百五十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五十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公务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一千三百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六分之一，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一个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教养”，有“行为严谨”、“举止自律”、“品质廉洁”的高尚品质确实是好事，也的确能使个人保持洁身自好。但这绝不能保证这个民族不会误入歧途，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不会做出危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罪孽来。或许，能否正确地把握国家的自身发展方向，能否真正运用民主手段把握人民的自身命运，使之成为捍卫做人的权利，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素质。

卢梭曾斥责过历史上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尽管他们很“高贵”，高举着正义的标语，高呼着高尚的口号，但却干出了卑鄙无耻的行为。因此“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恶魔；但人想做天使，却做出恶魔的行为”。由此，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是:纳粹罪恶的形成以及众人参与的根源；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检讨的是永远将人类划分为敌人与朋友是否理智；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诘问的是:“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专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丝毫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作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判断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作为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某个统治者的工具。

希特勒曾打算通过宣扬自己的学说，把它当作一种指导和团结人民行动的工具，来达到作为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德国，孩子出生后，并不能马上成为公民，而只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在接受了为他设计的学校教育和体能训练，并在统一的军事系统中参加军事训练之后，“这个年轻人，如果他健康而且档案中没有污点，才会被授予公民权”。多么蛮横又多么霸道！任何一个德国人只要不接受希特勒的洗脑，不接受纳粹的党文化教育，即使是正常人，也不能算是公民，而只是“臣民”，是奴隶。

不客气地说，希特勒确实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人们“常常是察觉不到坚决支持的是一种背弃人类社会价值的世界观。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从我们的头脑中完全排除了”。通过戈培尔指挥下的纳粹宣传机器喋喋不休地灌输，德国人民完全接受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和具有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价值观念；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等等具有普世原则的本意全都给颠覆了的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期盼德意志民族有理性、有思辨能力吗？此时，对于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名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过程的行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