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北京大学历史系高毅教授曾在“法国大革命文化研究”课堂上给学生出过一个题目，他让大家仔细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让学生看看贵族阶级的情况，并联系贵族阶级在大革命中的命运来认识法国大革命。高老师提到，根据陈情书的分析，贵族阶级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极端没落与反动的阶级。相反，他们思想开明，主张言论自由，反对王权，跟当时资产阶级的很多革命要求是一致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贵族阶级还是在大革命中成了革命的对象。如何来分析这一问题呢?

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向读者说明在统治阶级的上层早已出现了分裂。从陈情书的分析来看，贵族已经非常开明，他们的要求可以说与第三等级的人几乎是一致的，他们对于自由的热爱，对于旧制度的不合理层面表示了强烈的控诉。“贵族强烈要求我们在代议制的37年中所拥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对滥施权力的保障。”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贵族在个人权利、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工商业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等问题上都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要求这些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贵族坚持要求给人民更多的关心：警察不能对人民乱用职权；减轻封建捐税;废除“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在农村普及富裕和福利；完善农业和公共设施;扶贫助弱等。在政治方面，贵族阶级认为所有法国人均有权直接或间接参政；要求确立一项根本大法;保持议会的独立性；取消大臣解散议会的权力；全部财政管理权力归三级会议;对国王的行政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总之，托克维尔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们可以流畅地使用时代的语言。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国内如果这些贵族是平民的话，他们就能发动这场大革命。”4那幺，我们不禁要问，这幺开明的贵族在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贵族发动了大革命

　　考察大革命的起源，如果说恰恰是作为特权阶层的贵族发动了大革命，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有道理的。按索布尔的说法，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共有35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35%。正是这样一个阶层，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贵族在大革命过程中，不是作为一个消极的反动阶级而存在的，从上面的陈情书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贵族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甚至他们本身就是革命的发动者。

　　从贵族阶级与国王当局的关系来看。革命前，法国贵族就是部分地作为当局的反对者而存在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高等法院与国王的关系上。从15世纪开始，高等法院的贵族们就养成了讨论政令甚至拒绝登记的传统。这样，国王与法官们的冲突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从未停止过。

　　革命前，国家开支无度，入不敷出，几近崩溃的边缘。国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准备进行税制改革。但是，这遭到了高等法院法官们的反对。因为，新税制打算对特权阶层进行征税，这不可避免地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最终，路易十六在首席大臣洛梅尼·德布里安的敦促下准备削弱大理院的权力。改革法令在格勒诺布尔市颁布后，引起了普遍的愤怒。自认为有义务维护外省人的习俗和惯例的大理院煽动说，新的改革法案会使王国的一般法律与本省的习俗相抵触，而且，新设立的全权法院没有包括第三等级代表。于是，群众被煽动了起来，并暂时性地成为大理院及其利益的捍卫者。于是，大理院也就有恃无恐了，甚至宣布了拒绝屈服于“丑恶的专制主义”的决议。其革命性由此可见一斑。巴黎决定镇压不屈服分子。市民们被煽动起来保卫自己的“保卫者”。人们纷纷阻止法官离开城市。被调来维持秩序的两个兵团接到处事谨慎的指挥官的命令，不许开枪。然而，群情激昂的群众开始袭击王军，王军则以刺刀对付群众。当有人丧生后，群众怒不可遏，抬着尸体沿街游行示威。代表中央政权的市政领导最终妥协，法官被迎回了法院，人民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革命的非理性一面。高等法院的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起来的暴动，最终将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局面。我们还看到，贵族阶级具有反抗国王专制的传统——贵族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有与王权争利的一面。

　　为了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1788年7月21日，多菲内省的教士、贵族和平民在维济耶城堡召开会议，要求举行全国三级会议，以此反对大臣专权。这次会议体现了协商一致的精神，三个等级的代表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国王的专制，他们指出，在征收赋税时，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接下来的日子里，召开全国三级会议的要求变成了“全国普遍的要求”。国王政府也被绑历史的马车上，不得已把召开三级会议提到了日程。

　　其实，何止贵族反对专制!不满于国王要求预付800万里弗的教士们也在6月份站到了大理院的一边，他们也以一种看上去很严肃的口气宣称：“如果我们保持沉默，我们一定要犯下国家和后人永远不会饶恕的罪行。”虽然，他们的目的是“以全局的名义维护自己的私利”。

贵族在大革命中的命运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了巴士底狱，尽管这是一起偶然事件，但是，它在显示革命爆发的偶然性、残酷性的同时，却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成为反抗专制主义最伟大的行动之一。随后，大革命便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群众被发动起来了，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然而，后来发动了大革命的贵族，当大革命真正到来时，却招致了飞来横祸。

　　大众对贵族进行革命，至少应该有一个前提，即贵族与大众之间长期的不信任。这种互不信任是导致谣言起作用和暴力发生的心理前提。互不信任的存在主要的原因就是等级制。等级制的存在，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特权等级享有第三等级所不享有的特权。贵族享有荣誉、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佩剑、教堂专座、被处死时受斩刑而非绞刑，尤其是不承担人口税、养路徭役、留宿军队等义务。他们还有狩猎权，并独揽军队、教会、司法及行政部门的高官要爵。拥有领地的贵族还可以从农民身上征收封建捐税。

　　平民大众并非是天然就接受这样的等级安排的。在大革命前夕，农民的生活日益艰难。税收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什一税和领主征收的贡赋更令人不堪忍受。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到特殊时期，如灾难、饥荒、政治危机等时刻，人民大众更容易倾向于把自己的利益与特权阶层的利益对立起来，这也正是革命的固有之意。法国农民对小块土地有着特殊的偏爱，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的土地暴动开展地也非常积极。1790年3月15日法国重申贡赋必须购买，这使农村继续处于混乱状态。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日益严重的威胁促使贵族以更加强硬的态度进行抵抗，由此引起的贵族的反动和流血惨案使混乱局势进一步恶化，使阶级对抗更加严重。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