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你提到了执政者从理想情结转向世俗化，而在社会层面也呈现出更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极端现象（如宁在宝马里哭、不在单车上笑；少女卖身换iPhone等），冷漠和残忍的个案也屡见报端（如小悦悦和洛阳性奴案等），反复冲击着人们守护着的一些传统观念，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危机的酝酿，而更被反复提及的是这个社会缺乏信仰，你怎么看待？

　　邓正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社会"世俗化"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就西方社会而言，他们主要依靠宗教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中国人缺乏那种超越性的、建立在"两个世界"基础上的宗教观念，所有外来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到了中国只有变成世俗化的宗教（即"一个世界"的宗教）才能赢得民众的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一般性地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缺陷所在，而应当真正深入地探究其实践逻辑以及隐含在它背后的中国人自己的生存哲学。就你提到的这些现象而言，这当然意味着中国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某种危机。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诉诸时间，我对目前可以想到的任何理性化的、企图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行动方案都保持怀疑。

　　日报：十五大报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更进一步，更在注重公平，那你认为在即将举行的十八大，可以在这个领域有什么突破或者进步？公平是不是已经超过效率而成为执政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你对此有何建议？

　　邓正来：公平问题是不是已经成为执政党首先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诉诸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和经验，但更需要做精深的社会科学调查，特别是要对中国的"基尼系数"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我并没有做过这种研究，无法做出判断。我更关心的还是其间涉及的理论问题。在我看来，就公平或社会正义而言，我们一定要注意其边界和限度。如何在保证社会活力和社会生产率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正义一直都是政府当局要面对的难题。对此，我们要吸取北欧福利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学者，我个人只能建议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进而为中国确立适合自己的宏观政策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有一点是必须强调指出的，共产党从十五大到十七大越来越强调公平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里所讲的公平，基本上是市场领域内的再分配问题，而基本上没有涉及市场领域之外的再分配问题，而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我个人以为，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社会正义"问题视作市场领域中的再分配问题，而应当把它与"市场领域之外的再分配"或者政治认同和承认这个政治哲学中的核心问题紧密连在一起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