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的烽火硝烟刚刚散去时，日本武士阶层反政府叛乱的著名战役“西南战争”拉开了帷幕。无论是起义规模还是持续时间，仅延续了半年多的日本“西南战争”远无法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况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的是成千上万被欺凌压榨的人民的怒吼，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明显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他代表的只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又螳臂挡车的武士阶层。
 

　　然而，对于中日这两场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和西乡隆盛，人们的评价似乎正好南辕北辙、毁誉难分。对洪秀全的是非争论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沸沸扬扬，太平天国政权的“先进性”也不断受到质疑。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西乡隆盛，却很快得到日本人的宽容与尊敬。西乡隆盛死后仅12年(1889年)，明治政府就为他恢复了名誉，赦其“逆罪”，除其“贼名”，追赠其被剥夺的正三位官衔，还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为他竖立了一座巍峨的铜像。

　　历史有玄机，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乡隆盛逊色的关键就在于“权力人格”。

　　所谓“权力人格”应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做人的工作(用干部带队伍)的能力、谋事的能力、激励士气的能力。概括起来就是人、事、心三方面的整合能力。逐一对比日本的“造反派”西乡隆盛，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差距。

　　【失败的英雄与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政治权威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依据正义或伟大人格的感召力，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权力使人顺从，权威使人服从;领导者需要权力，领导力更需要权威，它是领导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综合反映。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誉方面就远不如西乡隆盛。

　　洪秀全的事迹人们耳熟能详，但说到西乡隆盛，并不都很熟悉。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世纪末领导推翻了德川幕府旧政权，缔造新日本。他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称为“维新三杰”。正当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却因不满新政府剥夺武士的特权而发动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向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政权宣战。历经8个月激战，最后兵败城山，剖腹自杀。

　　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此时的西乡报国无门，报友无能，真是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月照不愿连累西乡，乃伸头给西乡示意其砍下，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无怨无悔。

　　西乡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谁知西乡幸运被救，而月照却淹死于海中。大难未死的西乡隆盛继续为维新事业奔波，数年后，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西乡隆盛在月照逝世17周年时，还深情作诗道：“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田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男哭墓前。”

　　西乡隆盛独有的人格信誉，并非其自身独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远折射。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武士重名誉而轻生命由来已久，有时甚至显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战场上被敌人的弓箭射中，仍带伤作战，同伴想为他取下射进眼睛里的箭，便用脚踩他的脸要为他拔出箭，他却大怒拔出刀刺杀同伴。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颜面被他人践踏便损伤了武士的尊严与名誉。在名誉与死之间，武士宁愿选择前者。

　　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七百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在广西继续传教，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张宏杰总结得十分到位：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