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山后，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西乡从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风度，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西乡的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曾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还乐观自嘲大笑：“刚刚我看了政府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间折射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开始研究中国何以长期积弱的原因，鉴于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回顾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对中华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诚如当年面对日寇的铁蹄侵略，王芸生大声疾呼：“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中国人!——中国现在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瑭、吴三桂便足以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