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实所不易。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民族长久所在，而我们起码应该在“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上多一些常识。

　　前不久，评审学校的教改项目，看到外国语学院举全院之力创办“梁实秋班”的计划。从“劣迹斑斑的走狗文人”到令人仰慕的文化品牌，恍如隔世，但梁实秋真的为大家所熟知了吗？我就说说鲜为人知的梁实秋吧。

　　1960年9月的《自由中国》事件曾震动台湾。《自由中国》创办于1949年9月，主持人为国民党资深人士雷震，编辑委员中有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学者毛子水、殷海光等，书生论政，批评现实制度，督促政府实行民主自由。尖锐的批评最终不为当局所容，雷震等四人锒铛入狱。《自由中国》被查封后，杂志同仁受连累，当时编委中唯一的女性、负责文艺栏的聂华苓（后来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也陷入困境，以往一些熟人纷纷避而远之。就在这种被孤立的时候，梁实秋却不时请她去家里做客，“梁师母以拿手好菜款待，梁实秋扮小丑说笑话，惹得她们开怀大笑。”1964年，聂华苓赴美时，梁实秋又主动出借路费。聂华苓并非梁实秋的经年知交，此时梁实秋的举动有患难时刻的友情，更有肝胆相照的支持。聂华苓认同三民主义，但她主编《自由中国》文艺栏10年中，坚持纯文学立场，审阅来稿，“凡是有政治意识、反共八股的，我都是退！退！退！”这种立场、态度显然得到梁实秋的赏识。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8月，台湾召开纪念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国》同仁研讨会，马英九到场致词，肯定《自由中国》的贡献，向当年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士家属鞠躬道歉。当年梁实秋不屈从外在政治意识的压力，和《自由中国》一起坚守人文立场、文学立场的行为同样被人怀念。

　　梁实秋当年因为倡导“人性论”而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长达近10年，两人对垒的文章125篇、50万字以上，但中心问题就是人性与阶级性及文艺政策），抗战期间又被左翼作家戴上鼓吹“与抗战无关论”的帽子；1940年，梁实秋曾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前线慰劳团，计划去延安，因毛泽东致电不欢迎其前往而作罢。其实，他倡导“人性论”是受惠于哈佛留学时所接触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白璧德正是以“人性论”作为他全部理论架构的基础，强调人生不可缺少“自然的生活”,也要追求高尚的“宗教的生活”,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性的生活”要有“人文的约束性原则”,通过自我反省，内在服从某种高于一般自我的东西，以抵御现代社会道德、情操、行为的规范失效。这成为梁实秋一生为人从文的基本理论，其文学立场，也必然守护文学的独立性，让文学能表现健全的人性。他1931年发表《所谓〈文艺政策〉者》一文，批评鲁迅所翻译的《文艺政策》，这惹怒了左翼阵营，将他视为地道的右翼文人。然而，梁实秋在1942年发表《关于〈文艺政策〉》，对张道藩制定文艺政策同样严厉批评。就个人关系而言，张道藩是朋友，但事关文学，梁实秋就不会被朋友私情所囿，更不会对张道藩所有的官方权势背景所屈从。

　　梁实秋是至今唯一独立将莎士比亚全集翻译成中文的人，其目的也是要发挥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价值。他是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时加入胡适发起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计划的，之前的1929年，他刚刚与鲁迅就翻译问题发生了论争，虽两人的恩怨由此加重，但争论的意见却是有意义的。鲁迅翻译苏俄理论用“硬译”,晦涩难懂，但他也诚挚表示，这只是从“无有”向“较好”的过渡罢了；梁实秋则认为应该以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为此，不妨将英语句法变换一下。梁实秋之所以拿鲁迅的翻译说话，是因为他觉得鲁迅的创作何其通畅精炼、笔力雄厚，为何翻译却离“死译”不远？鲁迅的“委屈”梁实秋也感觉到了：“梁先生自己不翻译，却批评译者。”所以此后他毕一生之力，投入莎剧的翻译，实践自己的翻译主张。

　　1967年，37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文译本在台北问世，当时的台湾，西化之风甚盛，《莎士比亚全集》却让人感受到“中国味道”.梁实秋具有极高的西洋文学修养，却将中国传统的为人治学再次展现在人们面前。而随后几年，他的《雅舍小品》在封笔了二十余年后，相继出版了二集、三集、四集，展示出源自中国传统的人生艺术的巨大魅力。梁实秋在此时连续推出“雅舍”系列，似乎是以此提醒日益欧化的台湾文坛、社会。梁实秋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雅舍四集》出版于梁实秋去世前一年），用他的“雅舍小品”再次点燃了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

　　一个人一生坚持一些长久的根本性的东西，实所不易。梁实秋坚持的正是文学长久所在、民族长久所在，而我们起码应该在“什么是长久而根本所在”上多一些常识。1938年，众口一词批判梁实秋，成为抗战期间第一次政治批判运动。姑且不论梁实秋本人热心于抗战：在北平时，他在《自由评论》上撰文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北平沦陷后，他又因力主抗战而被列名于日本宪兵队的通缉名单；只身出走入川后，他在一些视察抗战前线的文章中，充分流露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理……就是那段被批判为“抗战无关论”的“编者按”,梁实秋的逻辑也一清二楚：就文学副刊而言，“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

　　今天，谈起梁实秋不为人熟知的这些事，正如余光中所言：“梁实秋当年面对老练泼辣的前辈作家，面对人多势众又有组织的左翼阵营，敢于挺身而出，明确地指陈文学的本质，为缪斯护驾，表现的不仅是智者的眼光，更是勇者的胆识。”历史终究不会淹没智者的眼光、勇者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