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后遗症产生及其释放出来的负面影响，刘邦作为农民起义的祖师爷，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前面讲过，刘邦手下的将帅过去很多是偷鸡摸鸭、鸡鸣狗盗之徒。例如，樊哙作为刘邦连襟，“以屠狗为事”,他如同大家熟悉的张飞、李逵一样，是个典型的粗鲁蛮横之人，这在刘邦赴“鸿门宴”时更是暴露无遗。其他的官员当中也多有无赖，没有接受儒家的诗书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养也都没有。像刘彭离身为封王，即纠合“亡命少年”,“专干一些行剽杀人”的坏事；广川王刘去疾，也网罗无赖少年，专干游猎，并偷掘他人墓葬。这些由市井之徒组成的满朝文武，满地皆可笑之事，与赌场聚所、娼间小处、无赖所居简直无甚差异。汉代的一些皇亲国戚与一般大臣，带有流氓习气者也不乏其人。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洛阳旧宫内“群臣饮酒争功、醉者妄呼，拔剑击柱”,简直是流氓大聚会，是被胜利熏昏头后的思想冲动，这是下层社会来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现。这个被政治冻僵了表情的国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刘邦做了“天子”,流氓活动不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下层，而且还是上层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跃的成分。在这儿，暴君与臣民构成一种互为因果、互为依存的关系。

　　后来，中国一个接着一个的封建朝代在农民起义中不断翻版，使中国政治越来越趋流氓化，并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以“厚黑学”为面貌，成为封建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

　　长年的征战使农民起义军领袖们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一来，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在战争的运筹和实施过程中，这种带有血腥性质的智慧无意之中也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并且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流氓政治原来就是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由此，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民众做安分守己的顺民。于是，他们一手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天命论”、“认命论”等愚弄麻醉百姓的流氓文化，以维护帝王的统治，让百姓认命，不得逾越，另一手则是像一条冬眠的毒蛇，凶眼一直在怒瞪，血口大张，随时昂首吐舌，欲咬之人。

　　政治流氓是绝对不会按照政治常规出牌的。他们说话、行事，从来不能出自公心，对民众的疾苦、社会的前途不会有真正的关怀。正因为他们是始终以个人的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出发点，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对于同一个人、同样的事，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正因为他们是政治流氓，在政治上非常走运，官越做越大，但在民间的声望却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