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先生出版了新书《年轻时》，该书是张颐武近年来对人生警语解读阐释的文字结集。这些文字多有一个程式，即每则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篇幅短小，约百余字，主要为年轻人解决人生和现实的困惑提供思路和方法。张颐武说：“时代在变，但是做人的方法古今是相通的；我的文字微末，但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本报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张颐武，请他谈谈青年、学术与人生。

“人情世故”非庸俗

　　问：这本《年轻时》缘自上世纪80年代您在北大读书时，对明清笔记中古人警语所做的记录，近年来您又通过微博对这些警语进行了阐释。文字精炼，又经多年斟酌，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适合形容它，那就是“集腋成裘”.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答：这本书的内容来自我过去做的笔记和后来发的微博，但是此前是以散碎的形式存在的。“集腋成裘”,只把“腋”攒够了恐怕还不行，还需要把“腋”重新细致地编排，才能做成一件上等的裘皮大衣。这本书就是将“腋”进行条理化、类型化、集中化的编排后的结果。

　　问：这本书现在很热销，体例您能介绍一下吗？

　　答：我主要是按照主题编排的。如第一章叫“品行非路人”,讲年青人必须提高道德水准，从不同的角度谈怎么以品行立人。第二章“接力正能量”,是讲做人的基本态度；第三章“狭路正相逢”,是讲人生中间碰到的挑战和困难，该怎么去面对；后面还讲到一些做人的基本方法，像“知人又论事”,是要看清人生，看清别人；“人生放长线”,是说人生如何能够看得更宽广；“温故又知新”,是讲人生的老道理，人生的老经验怎么用等。还有阅读、学习、交友、求实等共11个大问题，其实是人生的11个侧面。然后我把微博的内容按照这11个侧面精心地编排。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精心地想过这个分类的。思路就是如何将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和我这些微博内容对接起来，重新编排成书。我自己在重新看了这本书之后，都觉得又有很多新的感受。所以，尽管内容是过去记录的，里面的那些警语也都是很熟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它时，我觉得这已经完全是一本全新的书了。

　　问：您在书中谈到人年轻时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这和一些对年轻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没有人说您这本书会让年轻人提早“变老”了？

　　答：我想年轻人多知道些道理是不会错的。少年时期太莽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问题会很严重。现在有的年轻人接人待物易走极端，有些是不屑于与人合作，唯我独尊。但也有自以为成熟，其实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常常很肤浅，是朝着实用的、庸俗的方向去理解人际关系，就想着利用别人。我这两年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伏脱冷这个角色，想做一个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冷面人”.事实上，这样有时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待人接物，与人合作共事并非是庸俗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就像我们很多纯文学作家说，我要写通俗小说那还不易如反掌嘛！可是真的让他写，他会发现琼瑶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写好的！这里面的“游戏规则”很难掌握。我的这本书其实是讲待人接物的“分寸”.

　　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儒家讲人情，讲人与人之间要有真心。他人有困难，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帮人家一把，这就是人情；世故呢？就是要对复杂的社会有一些了解，对年轻人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在书中说，年轻人，应该“循人情”、“知世故”.我说懂点人情世故，是要年轻人学会如何与人合作，和庸俗无关。

　　问：您书里说：这些文字是“我自己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反思得到的一点点感想。”书中所写，是否都是您的经验之谈？

　　答：应该说是。比如1983年，我20岁，还在北大上学。一次和父母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电影演到一个清军将领痛打外国人，观众掌声雷动、起身叫好。我当时觉得这个情节有点荒谬，回家愤怒地写了一篇文章，觉得自己很高明，像个“启蒙者”.可是我父亲听了我的想法说，你为什么不换位思考呢？导演是个香港人，长期在英殖民统治下，电影已经让观众很郁闷了，导演需要一个剧情振奋观众的情绪。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和他争辩。后来想通了，遇事要换位思考，我想的不一定错，但别人的想法也要尊重。我在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人需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深入浅出是学问

　　问：您成长于一个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里，老一代学者的治学方式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答：我从小就生活在学院里，我的父亲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他那个学科里很有影响的学者，我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和许多学界前辈们如何做学问的。史树青先生就住在我家楼上，史先生常来我家聊天。我对他们的感觉是，大学者们很近人情、通人情的；他们说的话都是深入浅出，从不“端着”;他们写的文字也很通俗、生动。我的人生、我的学术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学术不应该是神秘的东西，所以我写文章包括写论文的时候，很愿意写得通俗易懂一些。

　　问：您这本书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把晦涩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深入浅出”是否是您著书立说的方法？

　　答：这在中国学界也是个老传统。中国很多学者都是“两套笔墨”,“主业”是学术，“副业”常写些散文、随笔。我其实一直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有兴趣，平时常写些比较轻松的文章。我的“副业”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一件小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任教，教的是成人教育。那时的我感觉自己书教得还可以，可是成人教育班的学生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家累重、工作忙的成年人，他们需要的是划重点，应付考试。我当时非常困扰。那时正在演电视剧《渴望》，他们课间谈起来都是说《渴望》里的故事，刘慧芳如何如何，宋大成如何如何。这启发了我。我就分析刘慧芳和宋大成的故事的涵义，以及和当代历史的关系，由此再回溯到现代文学，常常让学生一起参与讨论。这样的效果真的很好。这让我有所领悟，一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的影响真是很大，不能不关注。二是讲课写文章要关注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所以，90年代以后，我自觉地写了很多散文、随笔、时评文章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开始觉得学者应该具备这样两种能力。我觉得，学者可以把学术思维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大家。现在有了微博微信，网络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用零碎的时间随手写些东西，与公众分享，如能积攒起来，最后也能“集腋成裘”.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