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 《猜想与求证--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世纪探索》一书载：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中央临时组建了 “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责。1977年春天，我（本文作者江春泽，系经济学教授、博导，曾任国家体改委国外司副司长、发改委司长）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宣传口工作。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拨乱反正的斗争，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论争即是其一。

“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耿飚另有他任，由张平化担任部长。

　　中宣部决定把原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专门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当时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习的杨西光被选派担任总编辑。杨西光到任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我当时正在中宣部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调研组组长。我们曾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 12次。由此，杨西光也找我去参加《光明日报》的座谈。

　　在座谈中，针对当时理论界存在的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我建议他找一个能带动哲学界活跃的问题来讨论。当时，我们都认为，“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必须通过公开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杨西光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将其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

　　但是，杨西光觉得这篇稿子是一位大学教师写的，学术味浓一些，有些学究气，需要大改，因为我正在搞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调研，他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写作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请示胡耀邦，可否找吴江（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专业教师孙长江来修改。

　　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我知道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也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知道《实践》一文的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建议杨西光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杨西光表示同意。

严峻关头的选择

　　据了解，此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审阅，这篇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汪东兴要求中宣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江的名。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来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

　　在这期间，中宣部调研室主任戴云曾多次企图说服和争取部长张平化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他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 ”

　　其实，这位部长也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一文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这些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