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钱钟书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的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等也多了起来。读信、复信遂成了晚年钱钟书一项重要工作，连他自己都感叹“几乎成了写信的动物”.

　　钱钟书不厌其烦地复信、题签，使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与理解，满足了一部分粉丝的“追星梦”,也确实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人的成长，甚至成了他们的精神导师。但与此同时，这些当初根本没有预料会被拿去拍卖和公之于世的私信（这和胡适、吴宓等把日记当着作写不一样），给钱钟书留下了“无穷后患”.

　　最主要的问题是私信的内容常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使“一束矛盾”（钱的自嘲语）的钱钟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钟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譬如，钱钟书的世故、客套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评论家夏志清就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 ”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文学史”书籍，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钟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钱钟书女儿钱瑗就腾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表示并没有撒谎。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但钱钟书的信一大半是客套话，最后以“容当细读”结束。大家认定钱钟书的话不是推荐，因为他还没有看呢。钱钟书写信会礼节性、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兄”,署名曰“弟”,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沾沾自喜，传为笑柄。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钟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宋淇曾帮钱钟书想出“逐客书”一计，但钱钟书谢绝了。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他说：“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