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近日刊登文化报道说： 作家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7月24日上映，女作家权聆也变身导演，她执导的银幕处女作《忘了去懂你》定档8月29日，这是改编自她的2008年创作的小说。青春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自从进入电影圈，已一发不可收，继拍摄《小时代》后，再次执导的《小时代3》也已上映。而随着这种作家跨界热，作家刘震云将首次参加电视综艺节目，亮相河南卫视的《汉字英雄》第三季，与濮存昕、于丹一起当“汉字先生”.

　　作家热衷跨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作家们都去当导演了，演员们只好来写书？这是文学的冒险还是无利不起早的资本游戏？作家副业这么多，谁来写长篇？等等不一而足。某些作家从事副业，多方追求自身的文化效益，文化行为上的功利主义似乎是必然的选择。这也许是他们跨界的一种主要利益驱动。

　　7月23日新华网悦读频道刊登“蒋方舟：极速发酵的‘伪文化’需求给作家带来利益”报道：近日在香港书展上，作家蒋方舟谈到“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认为，大陆作家发展潜力很大，她把这些有利条件归纳为“作家的奢侈”,包括物质条件上、文化氛围上，以及创作题材上等。不过，空间虽大，然而挑战也都不少，“否则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

　　无论是文化评论认为的“作家们都去当导演了，演员们只好来写书”,还是蒋方舟对现在一些作家产生的困惑，“拥有那么多的幸运，为何我们仍然不是处于创作上的丰年”,都说明，作家“跨界”,尽管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选择，却在文学写作本体方面缺失了更多机会；“跨界”的作家，或许能获取多方面的文化利益，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却是愈来愈小，甚至常常依靠一些文娱事件来制造“影响”和吸引“眼球”.所以，面对着文化娱乐消费大潮带来的诱惑，文化利益的冲动，这都会使作家面临着抉择，选择自己的文化行为和准则：跨界还是坚守？

　　这使笔者想到近日一系列文化报道中的严歌苓文学写作出版情况。继今年年初推出《妈阁是座城》后，严歌苓的新作《老师好美》又即将上市。现在，严歌苓的每一本新小说一经出版便被影视剧公司哄抢、改编，甚至小说只有一个名字的时候就会被买走版权。面对很多作家华丽转身纷纷“跨界”,严歌苓却是选择文学的坚守。严歌苓说，她“每天坐在桌前写作，靠的是铁一般的意志”,而“过多社会活动会谋杀人的创作力”.她不希望影视改编她的作品打乱她的文学写作生活，“要扞卫自己的写作环境”.

　　严歌苓之于文学的坚守，文化媒体赞扬道，“严歌苓主要作用是励志，严老师就像一个空降部队，她先出去采访采风，回到家进行严格的写作，每天早上4点起床写3000字。完成之后，她就飞到北京来，空运很多大耳光给我们，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北京的人，我们的时间、生活过得很没有意义。每次看到她新的作品出来，都是被她不断地扇耳光的过程。”这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女作家，在这个浮躁、焦虑的时代，所应具有的坚守的精神姿态，安静的心灵，和面对种种欲望和诱惑时表现出来的静默而坚定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