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日

　　在广大打工者涌入珠三角为了温饱而努力奋斗的同时，也诞生了一大批打工文学的创作者，去年不幸去世的许立志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此外，散文、小说等都出现了一批文学创作的佼佼者。“我们刚刚结束加班，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加班”成为对打工文学最好的诠释。尽管他们长期被主流文化所遮蔽，但是他们却用笔记录了一代又一代的背井离乡打工者奋斗的历程。

“我的作品是对底层生活现状做一次真实的书写”

　　五一，著有《“候鸟”一样的期待》等散文作品的打工文学作家谭旭日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文集《村庄词典》，这本文集记录故乡朴塘村的民俗、节气、婚庆嫁娶等等。

　　谈起背井离乡到佛山工作，谭旭日说：“2003年6月，我所在的国有厂破产重组，家里顿时失去经济来源，远在广东佛山的亲人劝我到佛山务工。”来佛山之后，在写作的道路上他沉寂了五年，直到2007年偶遇佛山《陶城报》副社长、诗人杨汐，杨汐知道他也喜欢写作，鼓励他给报纸投文学作品，“我现在也在《陶城报》上有自己的专栏，叫‘佛山故事’”.谭旭日只有在周五、周六晚上抽空写作。

　　对故乡的回忆与现实工作的记录，是打工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在谭旭日的笔下，有月光下的朴塘村，借助他出生地的乡村往事，反映了湘南农村的民俗、精神面貌和人情世故。后来，谭旭日进入陶瓷企业：“作为一个底层写作者，我的文字全部与这个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是对底层生活现状做一次真实的书写。”

　　谈到这十几年来自己从一位南下工作者成长为一位文学创作者，谭旭日说：“感谢生活，使我学会默默承受一切苦难。感谢寂寞，让我还有坚守写作的信念。”

“我们是城市漂泊的灵魂”

　　谭旭日介绍了另外一位打工文学作家，曾出版短篇小说集《两情相持》的女作家唐诗。

　　在南下打工的十多年里，唐诗见证了家乡和深圳点点滴滴的变化。“我是湖南农村人，大家都是南下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初中毕业的时候女孩子就要面临出去打工，男孩子则留下来上学。我们家因为男孩子多，哥哥都去打工了，我留下来上学。最开始我也向往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得很漂亮，很光鲜。但是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突然失踪了，她的家人去工厂找，老板却说丢了就丢了我也没有办法。农民都是非常朴实的，因为经济原因，我们去一次广东也很困难，最后也只能丢了就丢了。后来街道办成立了信访中心，农民工投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还有就是农民工维权意识提升，政府也加大保护农民的权益。之前有打工作家就写过：‘我们是城市漂泊的灵魂',就是没有归属感，但是现在感觉广东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作为一名打工文学的创作者，唐诗创作的内容主要还是自己身边小人物的命运和经历以及自己对故乡的回忆。唐诗表示，她现在的工作也是得益于她的写作功底。2009年福永街道的内刊《福永文化》要办一期记录福永历史变迁的特刊《福永志》，当时街道找到有文学功底的唐诗来做编辑，之后唐诗凭自己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在街道工作的机会。

“用自己的良知与责任，唤起对命运的抗争与觉醒”

　　近十年的打工生涯，弦河干过生产一线工人、仓管、行政助理、企业文化专员、内刊执行主编、公关媒体等岗位。现在，作为民刊《南方作家》执行主编兼理事，弦河谈到自己最早开始创作是因为自己的家境。在弦河看来，写作不需要什么资金投入，从小自己也过着贫困生活，见证了家乡的贫穷，想用自己的文字，去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家乡。弦河刚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许多流水线上工作多年的同事，他们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为自己的生活、家庭奋斗。知道工作很累，但是他们更清楚，踏实工作和不懈的努力会带来生活的希望。“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所产生的信仰即是我对理想的追求，对自我人生价值的取向，我希望我能用文字记录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弦河说，“在打工文学出现后，打工者的生活状态还是有很多改善的。我就是因为曾在广东一些刊物发表过打工文学作品，才被公司破格录用的。”

　　由于今年初才找到新工作，为了要熟悉工作环境，弦河当下的写作时间很少。弦河表示，在进一步适应现在的工作之后，他会开始自己小说的创作。在此之前，弦河的作品多是诗歌。谈到自己小说的创作，弦河透露说这部小说他写了很多年，他觉得这部小说需要他的人生经历到一定程度才能完成。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打工文学这个群体日益壮大，他们的声音也日益响亮，他们的生存环境也逐渐得到改善。谭旭日说：“’打工文学‘的价值不只是表现在它的独特文化魅力，重要的是反映出一种新的移民文化现象。作为底层表述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一种表述。其精神层面，还只是体现在表达个体精神面貌和文化诉求及生存状态。打工作家，肩负的使命，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良知与责任，唤起对命运的抗争与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