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这一级干部，是掌握国家命运群体的最基层部分，毛泽东对他们寄予期望。但是在“大跃进”时期，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县官们，经历了非常人能理解的冷暖。
夹层官悲欢离合令人感叹
县官们在组织架构中是一个夹心阶层，当年官场的职务称呼与今天不同，今天的“书记”,当时称为“第一书记”;今天的“副书记”,当年称为“书记处书记”.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一律把“第一书记”称为书记，“书记处书记”称为副书记。
作为基层官员，县官这个群体在大跃进时期的悲欢离合，令人感叹。这个群体除了顶头上司之外，上面任何一级官员都可以罢免县官。1958年，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从南京到安徽参加三干会，他沿途在江苏六合、安徽天长检查。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汇报水稻亩产700斤，由于报的产量低于领导意图，谭震林在安徽三干会上讲，这样的人还能当县委书记吗？结果这两个县委书记都被撤了职。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如上面想象的那样。当时的玉门（县级市）市长杨志范曾作了这样的如实记录：“腊月三九天，北风刺骨寒，路遇冻死人，沿途牛驴死，大车七零落，凄凄惨惨寒”,“走了几村庄，没见鸡狗影，没见有猪羊，未闻猫儿声”,“红旗挂在墙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汤汤”.这位市长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以死抗争是最激烈的一种。甘肃省通渭县长田步霄，这位1956年仅30岁出任县长的青年，在1959年写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饿着，咱们把罪犯下了”后自杀。死后的第二天，他被开除党籍，机关干部对其进行批尸活动。然而民众自有公论，在20世纪80年代通渭一些父老乡亲说田步霄是主管某个城的神。1959年2月河南郸城县副县长卢世仁因抵制当时的浮夸、瞎指挥和违法乱纪，受到批判斗争，自缢而死。
上书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抗争。面对问题，一些有良知的官员采取上书的方式向中央反映实际情况。1958年山东省郓城县实际亩产300斤却上报为“全国亩产双千斤县”,县长鲁成给党中央、毛泽东、周总理写信6封，如实反映农民逃荒、领导干部说瞎话的情况。信件退回菏泽地委后，鲁成开始遭受批斗。11月地委将鲁成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入狱，并先后两次召开万人大会批判。11月底许多为鲁成鸣冤的学生、干部、群众被开除、撤职或批斗。1959年4月鲁成出狱，改定为右派，1964年恢复党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到1984年才彻底平反。
迂回抗命的县官也不少
面对灾情，公开违抗上级命令的不多，迂回抗命则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开仓救人。县级官员是没有动用粮仓的权力的，但是还是有少数县官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开仓救人。1960年4月新疆裕民县委书记孙文高认识到再不解决缺粮问题，饿死人的情况将很快发生。孙提出先从国库中拿出40万公斤粮食渡过难关，并说愿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塔城地委对裕民县委未经上级同意擅自放粮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但对其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是为了多留粮食，个别县官采取了瞒报粮食产量的对策。当年安徽省涡阳县委书记胡泉瞒报500万斤入库粮食，并且尽量少征购粮食，因此，1959年冬至1960年春涡阳饿死人是全区10个县中最少的一个。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胡泉在刘少奇参加的分组会上，就瞒报问题作了检讨，说500万斤粮食全供应群众吃了。刘少奇表态说，这不是错误，是救了群众的命。
大批县官被捕
但灾难发生了，必须有人负责，而县官则成为最易代人受过的群体。当年大批县官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在“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有许多县官因为种种原因被捕。在1958年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得罪了上级，最典型的是甘肃省1958年8月在镇原县进行的大逮捕，县长和1位副县长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领，受株连的共1650人，其中逮捕判刑1503人，其中死在狱中333人，依法管制147人（一说株连1504人，其中逮捕入狱1357人，其中死于狱中272人）。此冤案到1981年才彻底平反。
饥荒发生后，大批县官因此被捕。河南信阳逮捕的8位县委书记，除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外，其余判2~3年徒刑，有2人坐监年余，后免于刑事处分，无罪释放。已知被捕的还有河南省沈丘县副县长马某。
有些县官因过失终身愧疚
也有一些县官，因为自己的过失终身愧疚。新疆拜城县1959年粮食产量不足2500万公斤，如果据实上报，肯定不过关，最后上报的粮食变成了5650万公斤，据此确定的征购任务为1200万公斤。结果拜城县在1960年1~3月间先后死亡5000多人，6000余人出现程度不同的浮肿，10000多人外出逃荒。事后县委书记何锐被撤职，开除党籍，判刑3年。何锐承认他是“罪有应得，没有怨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揭发拜城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仍一口咬定，事件的第一罪犯是自己，与别人无关。
但是更多被处分的县官则是要求平反，落实政策。有些县官对当时的处分耿耿于怀，不断申诉，最终如愿以偿。1959年10月底江西乐安县为完成5860万斤的“瞒产任务”,非法斗争干部和群众1115人，造成471人非正常死亡、611人浮肿、3450人外逃他县的“乐安事件”.1961年乐安县委书记、县长、副书记等人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等罪名受了处分。1962年甄别和1981年复查，改变了一些人的处分，但是他们不服，继续申诉，结果原县委书记的处分改为撤销党内职务，工资恢复到原级；原县长与副书记的处分改为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恢复原工资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