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楼堂馆所”,以官衙为代表。而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官衙大多破败不堪，“官不修衙”成为当时的风气。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兴土木建造“楼堂馆所”,会给人“靡费”的印象，而引起“舆情”不满，进而影响政绩考核。

    只有官衙宏伟壮观

    通过时间隧道回到两三百年前，去实地考察一个州县衙门。那么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然就是衙门建筑群。这一建筑群的坐落、布局、结构、装修等等细节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予以规定，但是却约定俗成，各地的州县衙门都基本一致。

    根据刘敦桢先生《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一书中的分析，明清时除了京城外，各地城市的理想规划格局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封闭城墙圈内，有着正南正北的方格街道网。

    当然大部分城市由于受地形或历史沿革限制，无法完全实现这样规整的规划，但基本上都有两条南北交叉十字形大道，把全城划成大致相等的四个大区域。一个城市的最高级别的衙门总是位于东北方向的城区内。

    中国历来以北为尊，皇帝的宫殿都位于京城的正北方，地方城市为了迁就十字形的大道、尤其是为了避开尊贵的正北方位，所以只能把衙门设在东北方位。

    中国建筑强调的是群体，明清时的州县衙门建筑也是如此。州县衙门不与民居相连接，在开始建造的时候都独占一个街区，周围的街道因此得名为“县前街”、“县后街”、“县左街”、“县西街”等等名称。

    但不要认为尊贵的衙门其建筑肯定是巍峨堂皇、宏伟壮观，实际上只有新建造的衙门才是这般体面。过上个十几年、几十年，衙门建筑就会褪去它的光彩，变得灰暗邋遢。

    靡费大兴土木会影响官员仕途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实在不必因为看到州县衙门那副破败的样子而吃惊。在新建衙门的时候可以征收专门的赋税，有一笔专门的经费。而以后维修费用却是没有着落的，要维修就必须向上级打报告请求从每年的正常赋税收人中拨出专款，不过这样做潜在的危险是给上级落下一个“靡费”的印象，并减少国家神圣的财政收入，进而影响政绩的考核。

    当然也可以在当地征收特别的税捐，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与当地绅士、财主为敌。这些绅士、财主热衷的是在本地修建文昌庙、魁星楼，以保佑本地的文运，让自己的子弟进入官僚阶层。修建衙门，对于绅士、财主却没有什么现实的好处。得罪绅士、财主，由当地绅士操纵的“舆情”就对州县官不利，最终会影响州县官的仕途。

    还有一个解决维修费用的办法，就是州县官从自己那些不入正式账目的“陋规”收入中拿出若干来充作维修经费，不过明明可以塞进自己腰包的钱财却用来办公事，这是多么让人肉痛的事。

    况且州县官职务只是官员们仕途上的一级台阶，把台阶擦得太亮又有何必要？如明朝的《新官轨范》一书提醒新到任官员：“衙门不可过于修饰，但取门户牢固、墙壁坚完。”

    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素，明清以来官场上一直流行所谓“官不修衙”的谚语，甚至认为凡热心维修衙门的官员会钉在这个职位上升不了官。所以只要衙门建筑不是太碍观瞻或有倒塌之虞，州县官绝对不会自动想起来去维修，衙门建筑也就经常是破败模样。

    一些旧房子常被翻修作衙门

    有的衙门建筑本身，是利用一些旧房子改建的。如袁枚的笔记《子不语·柳如是为厉》一文中说，昭文县（治所在今江苏常熟市）县衙门是利用着名文学家钱谦益住宅改建的。当年钱谦益决心投降清朝，他的爱妾柳如是劝阻无效自尽身亡。结果后来昭文县衙就经常闹鬼，是柳如是的阴魂不散。

    比这更差劲的改建是清代大名府衙，原来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墓道，有一次翻修时才发现，地底下居然还有一个红色的大棺材（《蝶阶外史·大名府署》）。

    甚至有的官员还会出于种种理由来破坏衙门建筑，如清人曾七如在其笔记《小豆棚》记载，郑板桥为山东潍县知县时，“莅任之初，署中墙壁悉令人挖孔百十，以通于街。人问之，日：出前官恶习俗气耳”.

    除了得不到经常性维修这个原因以外，衙门建筑破败模样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民众的造反破坏。衙门是统治压迫的象征，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群众仇恨怒火燃烧的目标首先就是指向衙门，不是烧就是拆。

    这样一来，衙门的寿命并不长。完整保存至今的古代州县衙门，在全国一座也找不到，远远少于文庙、文昌阁之类的建筑。以至于现在只能依靠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及各类史料，来复原当时州县衙门建筑的基本布局和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