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曹植，我们立即就会想到他的《七步诗》和“才高八斗”的典故--南朝诗人谢灵运感叹：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然而，世间之人似乎并不买账，不是随意将原诗的六句改编成四句，就是讥笑谢公夸人太离谱。我以为，《七步诗》确系六句，不可更改；子建确具八斗之才，世无可匹！而且，我认为该诗还需要更深层次的解读。

    为什么说《七步诗》这首诗必须是六句呢？先来看这个出题人是谁？是着名诗人、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专着《典论》的作者曹丕。他当然知道当时（汉魏时期）的诗作多为五言六句，他当然也知道写诗不是背诗，需要时间思索，寻找灵感，所以才定出了七步的极限时间。在曹丕看来，反应敏捷是一个天才最起码的素质，假如只需四句，他是断然不会给七步时间的。当然，构成曹植八斗之才的旷世雄文还有很多，但这首诗无疑给他挣了很多分。

    其次，作者的本意是需要六句才能完整表述的。很多人认为《七步诗》前两句可有可无，重要的是后四句，甚至只用后两句就够了，这是对汉魏风骨的误解。那个时候的诗风是慷慨苍劲、蕴藉深微，宁愿少字，绝不多字。不似后朝人，得了两个好词就添枝加叶地堆砌出一首诗或一篇长文。当汉魏风骨遇上千古文曲星，再遇上经年的积郁和七步规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胸中的千言万语顿时凝结成三十颗钢珠，穿膛而出，惊世骇俗。曹丕其实没有限制曹植的发挥，反而让他厚积薄发、一气呵成。

    当我们将《七步诗》看作一个浑然天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时，曹植的原意便自然浮现出来了，便远不止我们原来津津乐道的“相煎何急”.为什么？因为曹植恨中有亲、骂中存爱！在讥讽曹丕同根相煎、内部相残之前就先暗示了外部有敌人挑拨离间，希望兄长不要落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陷阱。这些敌人就藏在诗中--持作羹的人、滤豆汁的人、燃萁火的人。豆与萁作为同根生植物的组成部分，原本有着共同奔赴的繁衍、茂盛的生命目标，但却有人用豆萁做燃料，将豆子煮汤榨汁，当成果腹美食。尤为可怕的是，这一真相目前还只有豆子知晓，独自哭泣，豆萁依旧冥顽不化，继续接受着别人煽风点火。注意，这里豆子并非只是担心自个儿被吃掉而伤心，豆子的悲剧实是整棵豆，甚至整个豆类的悲剧，果子一旦被烹煮、取汁，其他茎叶也失去了当初存在的意义。

    我们说，曹丕也不是凡人，很快就读懂了曹植的良苦用心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佯装“深有惭色”,这显然是彼时彼刻的最佳表情。其好处在于：一可以为曹植罗织逆君骂兄之罪，顺利将其软禁，消除后顾之患；二可以为自己赢得仁义、守信、服才、惜人的名声；三可以保存曹家总体实力，虽被软禁，必要时还可咨询，打虎亲兄弟；四可以映衬曹植才学的真实性，进而提升他对外界和外姓的威慑力；五可以不动声色进行反离间。相比如许实惠，担当一点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么，曹植所说的外部渔利者是否现实存在呢？早在曹操时代就潜伏了。曹操给了曹丕权谋多疑的基因，却没有给他留下几个忠臣良将，一个吴质，好交权贵，名声极差，死后被谥为“丑侯”;一个司马懿，更是大阴谋家，曹操生前就断言“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陈群稍好一点，后来却遭到吴质排挤。而吴质、司马懿恰似诗中的烧萁火者和喝豆汁者。实际上，越是离不开司马懿，越需要团结自家兄弟，以保持争衡、压制的态势，然而，曹丕却始终没有将曹植真正视为同根手足，仅将“急煎”变成了“缓煎”.心量有多小，道路就有多窄，曹植的担忧也就在延缓了一些年岁之后，一谶成真了，曹家终被司马氏烹煮取汁。

    除了预测之外，《七步诗》的价值更在于：第一，虽未改变曹丕政客相斗的本质，却促使他走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怪圈（语出《典论》），留下曹植写出了更多锦绣文章；第二，尽管该诗的公心也未超出家族和“家天下”的封建局限，但仍属经国、不朽之文章，它启示我们：对付强大的敌人或竞争对手，最好的方式是以情动人，以量容人，找到内部的共同利益和外部的共同敌人，将矛盾从完全对立引向对立统一，化解危机。曹植飘逸的文采原是建立在坚实的哲理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