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载，上世纪50年代，胡适在美国居住时，出门经常迷失方向，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为了解决他迷路的问题，他太太江冬秀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她在胡适的领带装上一条小拉链。每当胡适出门时，她都在领带里面放上5美元（那个年代，美国的小偷特多，如果装在口袋里很易被小偷偷走），以便其迷路时，坐出租车回家。

    除了生活上精心照料胡适外，江冬秀还具有一般女人少有的见识。1938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局经过多方考虑，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胡适才答应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这在一般人看来，该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可江冬秀不这样看。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我一定回到学术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去的。”她叮嘱丈夫记住要“回到学术上去”,还认为自己缺乏能力，“害”胡适走了当官的路。

    胡适接信，感动得一塌糊涂：“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20年，从来不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

    一位“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先驱者，娶的是文化很低的小脚女子，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两人也有许多不和谐的地方。但从上述两个生活细节就不难发现，为何胡适“怕”江冬秀，为何胡适能与发妻白头偕老？

    今天看来，我们都不得不敬佩江冬秀的为人和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