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便从英国驻军手中，夺走了香港。此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两国本着“欧洲第一”的战略，让中国支撑亚洲大陆的战局。此时因有用于中国，于是在1942年10月，英、美表示愿就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谈判。但是英国在废约问题上，仍不放弃香港、九龙的占领权。在这方面，美、苏极力反对英国的态度。当国际舆论亦对英军在日本进攻面前的溃败极为不满，要求英国归还香港的呼声很高。1942年又正是英、美在太平洋战场作战十分艰苦之时，英美有赖中国抗战之处很多。在这种对中国颇为有利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坚持废除英国在华的一切特权，收回香港和九龙的目的本来是可能达到的。但可惜的是中国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很快就屈服了。1943年1月11日，英、美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废除在华特权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没有涉及香港的实质性问题。就这样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按照盟军统帅的第一号命令，所有的日本军队，都应就地向盟军所属的战区将领投降。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是蒋介石，香港又是中国广东战区的一部分。蒋介石派出军队赴香港接受日本的投降，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国民政府的领导层也都欲收回香港。但是蒋介石在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就把战后如何消灭共产党放在了首要地位，而对战后的香港却漠然视之。日本一宣布投降，蒋介石急忙派出军队直赴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受降，并着手进行战后打内战的准备。直到8月21日，蒋介石才安排中国南方和香港的接收问题，指派第二方面军接收广东地区的日军投降，中国军队也派驻九龙；同时命令驻守在广西梧州的第十三军赴香港受降。但是蒋介石的这个命令已太晚了。

    其实，对战后的香港问题，英国人比蒋介石要关注得多。在二战接近尾声时，英国商人即已就香港的前途问题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英国政府亦决心重占香港。首相丘吉尔更是一贯坚持不放弃香港。在1943年11月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上，商讨战时和战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敦促丘吉尔把香港归还中国，丘愤然表示：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在丘吉尔的心目中，是把香港当成其他那些英属殖民地一样地看待了。1945年4月，丘吉尔说得更决绝：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英国既已蓄意谋取香港，因而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前一天的8月14日，就已派出由英国海军少将、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毂率领的皇家海军舰队，向香港进发。在蒋介石发出由第十三军赴港受降命令的前一天，夏毂所率的舰队已在香港登陆。由于夏毂抵港前并未通过在广州的日军司令田中久一，所以当英军的旗舰由两艘扫雷艇开道，驶进港口登陆时，驻守在码头内的日军便向夏毂的旗舰开枪扫射，不许英军登陆。夏毂只好用无线电与香港日军防卫司令冈田梅吉联系。田中久一在广州由于一直没有收到中国有关方面的受降指示，而英军又自称是奉盟军统帅的命令到达香港受降，因而也就命令冈田梅吉向夏毂投降。

    当时，英国在派这支舰队出发香港的同时，也通过其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长吴国桢就此事递交了英国外交部的照会。蒋介石得悉后，对英国政府事先未与其商量，就断然作出这样的行动颇为恼火。16日，吴国桢就受降问题与英方交涉，吴国桢还同时声明：中国并不打算利用香港隶属中国战区这一有利条件来恢复行使中国在香港的主权；至于香港主权问题，中国将来可循外交途径予以解决。显然蒋介石这时顾及的只是面子问题。因为在他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只提出假如美国赞同英国接收香港的话，则应由他来授权英国派兵进驻香港。蒋介石亦向英方提出，英军要以他这个盟军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名义接受香港。英国首相丘吉尔则认为，任何同盟国，只要其有足够的力量，它都应自行收复失土，不管其位于何方。同时他还认为蒋介石不满的只是英国在未获他的授权前派兵到他的战区去而伤了他的面子，所以提出蒋介石可以派代表参加受降仪式，在受降书上以目击者的身份签字。这时美国罗斯福当然不反对英国的做法，而是去说服蒋介石让步。

    这样绕来绕去，英国最终连蒋介石运用战区最高司令权力的这点面子也没有给他。当中国政府派遣的受降特使到达香港时，立即遭到英国方面的拒绝和反对。中国政府对此不但不据理力争，反而再次表明：“中国不会派军队去香港接受日本投降……以免引起盟军的误解。”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香港的这个紧要关头，既怕激怒英国，又要顺从美国。由于迟误和退让，使中国又一次失去了一个收回香港的难得的机会。1945年9月16日，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夏毂，以香港总督的身份在港督府正式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受降仪式上根本没有理睬蒋介石的授权问题。

    当然英国方面为了弥补大伤蒋介石面子的问题，答应蒋介石可以以香港为派兵北上的转运站和从日军手中接受装备，以满足蒋介石反共的需要。这对于以消除“异党”--共产党为头等大事的蒋介石来说也算是有所失亦有所得。便把已进驻地处大陆的九龙的中国军队主动撤了出来，接收香港之事于是不了了之。据《资料卡片》

    租期99年的来历

    1897年（光绪23年）11月，德国借口其教士在曹州巨野（今山东所属）被杀，派舰队强占胶州湾。次年又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订立关于租借胶州湾的条约。当时清政府总理衙门忙去问德国驻华公使海靖，海靖提出六条要约。大致是：将胶州湾四周百里租借100年；由胶州至济南的铁路归德国建筑；路旁百里内的矿山也要归德国开采。总理衙门不肯如约，恳请他让一点。他说“租借100年中，让掉一年，算99年，别事不能减轻。否则，立即要占夺东三省了。”总理衙门知无可商议，又怕德国强占东三省，只好允准，被迫于1898年3月6日由李鸿章与德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就这样，租期“99年”的时间被法律条文肯定了下来，并从此开了先例。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接着于1898年6月，又为英国所迫，李鸿章与英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新界”,租借给英国，租期亦为99年。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出现了一个租期为“99年”的不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