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制度下，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豪奴悍仆，属于一种奴隶制残余的畸异现象。
一些原本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奴仆，竟然依附豪门权贵，倚势横行，招权纳贿，不仅缙绅争与交权，甚至相通姻好，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藐视朝廷官员的严嵩家奴
《明史》载，嘉靖年间，首辅严嵩柄政二十年，操纵国事，吞没军饷。其子世蕃贪虐索贿，卖官鬻爵。严氏父子不仅权焰熏天，连其家仆亦仰仗主子权势，为非作歹。
严嵩的心腹家奴严年（一作严永年），署号“鹤城”.不但招权纳贿，而且与朝中官互与赠诗文，敬若宾主。史称“其奴严年最黠恶，士大夫竞称萼山先生者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数其通贿赂行诸不法状。同年五月，严嵩致仕归里，严世蕃谪赴雷州卫，严年亦被“锢狱退赃”.
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严世蕃未到雷州，至南雄而返，并在老家大兴土木，修建馆舍。“会袁州推官郭谏臣以公事过嵩里，工匠千余，方治园亭，其仆为督。”面对袁州府负责勘问刑狱的官员，督工的严家奴仆“箕踞不起”,大不敬。当有役工用瓦砾抛掷戏弄郭谏臣时，其不加制止，甚至嚣张地叫嚷：京城衙门长官、六科要员、监察御史排队等候在主人门前，吆喝一声，谁人敢动！这算哪根葱？
结果，郭谏臣据实揭发，上报御史林润。林润上疏，弹劾严世蕃自罪谪之后“愈肆凶顽”,数严氏父子诸暴横状。其中，奏疏提及：“虽豪仆严年、谋客彭孔，家资亦称亿万。民穷盗起，职此之由”.尽管豪奴严年的贪赃未详，亦可知为数不少。
关系网严密的张居正仆人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首辅张居正怙权十年。其心腹家仆游七，名守礼，署号“楚滨”,仗势用事，贪赃弄权，颇作威福。连朝中大员、边帅，以及宫中太监，皆尊称其为“楚滨先生”.《明史》称，“苍头游七入赀为官，勋戚文武之臣多与往还，通姻好。七具衣冠报谒，列于士大夫”.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游七祸藏机心，一方面用赂遗钱财来买官为幕职，“至冠进贤”,改换自身地位；另一方面，与朝中大臣“因修僚婿之好”.当时，都给事李选，娶游七妾之妹为侧室；另一给事李宗鲁，亦娶游七妾之姑。可谓苦心经营其关系网，营私谋利。
张居正死后二年，遭削夺，并籍没其家。游七也难逃厄运，亦被言官弹劾下狱。不过，沈德符在书中十分讶异，游七“其后与徐爵同论斩。爵死已久，闻七尚至今在狱中。当其盛时，无耻者自屈节交之耳”.
此外，张居正在位时，“清邮传”被作为其一大政绩。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作者黄仁宇指出：清理整顿官方驿站，“务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驿站接待。凡家属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驿站者，查出后立加严惩。但是，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并及于扛抬行李的夫役”.在严厉整饬之下，偏偏张家奴仆恣意妄为，究竟张居正属毫不知情，抑或包庇纵容？也就不得而知了。
当大官成富翁的豪奴悍仆
清代，世宗雍正朝，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恃出师有功，骄纵自傲。其奴仆亦因势张狂，公然欺侮朝廷官员，恶意滋事。《清史稿》录有“羹尧奴辱咸阳知县”句，虽片言只字，却令人感到横暴凌人的势焰。
《清史稿》载，“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桑、魏二人仅仅是年羹尧的心腹家奴，贴身随从，只是跟着主子从军出师，根本不用冲锋陷阵，也不用浴血厮杀，却分别捞了个二、三品顶戴。尤其是魏之耀，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其主子一倒台，他也跟着倒霉。一查，居然还贪污了十余万两银子。
清高宗时，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其家奴刘全，外号刘秃子，利用其主子的关系，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暴发户。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刘全拥有房屋一百余间，当铺、药铺、账局数座，白银过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史曹锡宝劾和珅家奴刘全奢僣，造屋逾制”.刘全家的房屋奢华僣建，超越等级标准，当时属砍头的罪。乾隆皇帝接到弹劾的奏章后，下令王大臣会同都察院，传问曹锡宝。可是，当实地察勘刘全的房屋时，却发现其房屋已经改建，并未“逾制”.结果，曹锡宝因此“获谴”.
直至和珅倒台后，此事才被揭穿。原来，当年曹锡宝上疏弹劾时，被其同乡吴省钦知道。吴省钦是乾隆癸末进士，和珅时任主考官，想了法子让吴省钦中的进士。由于这种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吴连夜跑去承德，给和珅告密。和珅当即赶回京城，安排其家奴刘全，当夜把逾制的房屋全部拆毁重建。
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过七十大寿。曹锡宝的弹劾奏折要从京城送往河北承德，待到皇上看见奏折后，才下令传问查勘。于是，打了个“时间差”,也就没有了逾制这回事。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和珅主仆居然沆瀣一气，上演了一出欺下瞒上的丑剧。
诚如历史，然亦非历史
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六，上诏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其中，第二十条罪状：“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见《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刘全与其主子和珅同时入狱。和珅在狱中自尽后，刘全被判斩立决。行刑前两天，其被狱卒泼水，活活冷死于狱中。
对于豪奴悍仆的种种劣迹，无异是人神共愤。明清之际，在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中，不少作品表现了豪奴悍仆的丑陋形象。其中，流传较广的通俗小说《海公大红袍全传》（六十回），清代无名氏撰。书中描述严嵩的家仆严二，依仗主子权势，重利放债、盘剥索债，甚至谋夺民女为妻，鱼肉百姓；以及收受门包，索贿纳贿等等，无恶不作。尽管属文艺作品，却充分表达了广大民众的憎恶与愤恨。
最好的例子，则是明代万历间发生的“民抄董宦”事件。
万历四十四年（1616），曾任湖广副使的董其昌，称病退归故里。在其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占有良田万顷，财势显赫。其家仆陈明仗势欺凌农户，恣意封钉民房，捉锁男妇，逞凶作恶。结果，引起公愤。松江，上海，青浦等地民众万余人，不期而集，焚毁董家以及豪奴陈明的房屋，张贴偈纸，声讨董家主仆的恶行。当时，号为“民抄董宦”.
可见，无论是“老虎”、“巨鳄”,还是社鼠城狐，甚至是“苍蝇”,一旦为害民众，必然为社会所不容。诚如历史，亦非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