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为丝绸之路只是一条古代的贸易之路，但近日轰动全球的现象级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的作者，牛津大学顶尖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指出：事实上，两千年来，丝绸之路就始终主宰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影响着世界的贸易、宗教、文化、政治、战争，使得全球化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形成。

    一个地区性实践，经过丝绸之路，如同蝴蝶效应般，可以影响到数万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地方。比如，美洲大发现就缔造了明帝国的繁荣，也导致了它的灭亡。

    随着哥伦布成功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成了黄金白银的交易所，这些贵金属都来自资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安第斯山脉上的银矿--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一银矿，仅一个世纪内的产量就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用汞提炼白银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使得整个采矿运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润更高。

    这一发明极大加快了南美资源经伊比利亚流向亚洲的再分配进程。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然后运往东方。自16世纪中叶开始，每年都有几百吨的白银出口到亚洲，以换取人们紧缺的东方商品和香料。

    一座最为着名的纪念性建筑可以成为欧洲财富大量流入亚洲的佐证，那就是沙·贾汗在17世纪初为他的妃子阿姬曼·芭奴所建的陵墓--泰姬陵：环球贸易给这位莫卧儿统治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他有财力向自己可爱的妻子表达深刻的思念之情。

    白银之路像一根丝带一般环绕世界。贵金属最后都流向了一个地方：中国。中国辽阔的疆域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奢侈品生产国，包括陶瓷。由于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中国甚至出现了超大型的仿制品市场。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造访南京时写道，中国人“素有仿制古董的天赋，能工巧匠辈出”,因工艺精良赚得了很多利润。在中国，有专门的着作告诉你如何鉴别赝品，比如刘侗的作品就能教你如何鉴定宣德铜炉或永乐瓷器。

    中国有能力满足巨大的出口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相应地提高产量。比如福建的德化县，就成为专门烧制满足欧洲人需求产品的瓷器之都。丝绸业同样得到大笔投资，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商业行动，有利于明帝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有些学者确信，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间的收入应当是多了四倍以上。

    白银的大量涌入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分复杂，很难全面评价。不过，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美洲的贵金属流入中国，中国的文化、艺术及学术开始蓬勃发展。画家沈周和“明四家”（明朝着名的四位同时代画家）中的其他三位均凭借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资助和金钱回报。陆治 等艺术家的才能也广受赏识，因为不断涌现而出的中产阶层都乐于提升他们的趣味和品位。

    这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时代。性爱小说《金瓶梅》（因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被称作《金色的莲花》）不仅是对文学形式的挑战，更是对性爱这一话题本身的挑战。富裕的社会使宋应星这样的学者能够潜心研究，由他执笔的百科全书式着作涉及潜水技术和水利灌溉，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人们对儒学的关注也在增长，如对大儒王阳明的尊崇就反映了身处变革时代的人们对于寻求人生真理的普遍渴望。

    近来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发现的塞尔登中国地图，展现出当时中国人对海外贸易和旅行的兴趣，地图还详细描绘了位于东南亚的航道。不过这或许只是个例外，因为和从前一样，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图仍是以闭塞的眼光看待世界，通常都是北至长城、东到大海。

    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并不情愿放眼看世界。当然这也跟欧洲在东亚的海上力量有关，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舰队相互对峙，并经常截获中国的海船和货物。中国不愿意参与这些强敌之间的争斗，更不愿意在此过程中遭受损失。因此，面对这一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内收敛，同时继续与他们保持贸易并从中赢取收益。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商业逻辑。

    流向中国的大多数白银被用于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完善经济货币化、鼓励自由劳工市场的繁荣以及刺激对外贸易等项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对白银的偏爱和重视最后竟成为它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此大量的白银经马尼拉流往中国，不可避免地导致白银价格的下降，时间一长自然就会引起物价上涨。最终，白银的价格，尤其是白银与黄金的价格比例，被迫降到与其他地区和大陆同等水平。

    向世界开放为印度人带来了一座奇迹，却将给中国造成一场17世纪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最终压垮了中国的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帝国。五个世纪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今天来的少。据微信历史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