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推动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有效防范和及时纠正机制。

    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戴长林在发布会中透露，“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严格试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革文件，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认定标准，规范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有助于逐步减少、妥善解决证据合法性的争议。”

    正如戴长林所说，“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这些重大历史冤假错案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和公信力。”所以，杜绝冤假错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一环。习主席曾经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也只有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习主席和我们大家的“中国梦”才能够实现。

    回顾以往的案例，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在冤假错案的形成中成为重要环节之一，所以，把非法证据的排除当成重中之重，的确是找对了靶子。据报道，此次最高法的《意见》明确：坚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经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常说的话，但事实需要证据的佐证，而“证据”却并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词，尤其是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交代”,有可能是通过威逼利诱、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如果这样的证据堂而皇之地登上法庭，那么审判本身就有可能像是沙子上的建筑物，不能指望其公正、牢固。

    只有立案、侦查、预审的每一个环节都依法依规进行，后期的审判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牢靠的“地基”.

    不过，坚持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儿，因为非法证据的甄别有时既需要立场坚定，也需要“火眼金睛”.为此，我们理应让被告人的律师获得更多权限，从而进一步完善对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此前，就曾有法律界人士提出，要积极发挥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作用，比如规定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比如审讯相关的录音录像随卷移送，给予充分条件确保律师及时查阅录音录像等等。如今，最高法发布意见，要求排除非法证据，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因而律师的权益也理应进一步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对于法院系统而言，在庭审过程中仅仅排除非法证据，让审判更公平、公正也就够了，但是对于公安、检察机关来说，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不像是“A套餐不好，不选就完事”那么简单，而是应该有一个对应的追责流程：为什么本案当中出现了非法证据？是技术原因还是主观故意？是观念问题还是徇私枉法？这些都要一查到底，并对责任人依情况给予处理。

    当非法证据被排除、制造非法证据的人被追责，疑罪从无、依法办事的理念就会逐渐地深入人心，依法治国的“中国梦”就会一步步地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