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编，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曾有经典语录：“不要害怕改，小说是改不坏的，它又不是《红楼梦》，小说永远在你的书架上。”近日，毕飞宇专程从南京抵京，来到大道戏剧谷，观看根据自己27年前创作的短篇《男人还剩下什么》改编的同名话剧的排练。从不干涉改编的他却一直渴望着排练场的氛围，“我曾经有一个理想，就是50岁后坐在台下做一台话剧和一台京剧”.于是，看过片段连排后，毕飞宇跳过文学，甚至从导演层面对人物的处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谈编剧
原作者和编剧就像爸爸和女儿，女儿出嫁后，爸爸不能去干涉她的生活
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到《青衣》《推拿》，毕飞宇曾数次面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无论电影、电视剧或是话剧，他会去现场，却从不干预。“我对改编永远有自豪感，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影响别人，原着就像踢了别人一脚，成为别人动起来的动因。至于我这脚踢出去会怎样，我不用去管。编剧从中提取什么舍弃什么我都不去干涉，像不像我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我对改编的原则是事先沟通，沟通完撒手。原作者和编剧就像爸爸和女儿，女儿出嫁后，爸爸不能去干涉女儿的生活。而且对艺术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自由。我渴望得到的东西也会给别人。”
无论何种改编，毕飞宇始终拒绝自己操刀，“我不自己去改编是因为小说和舞台及影视的表现方式极不相同。小说靠语言，比如我写天上的云朵如何翻滚能写好几页，这让我亢奋，但对舞台而言，这样的描写却没有用。虽然版权费不及编剧费，但做任何事都要找行家去做。改编一定有一部分是超出你的作品的，就像炒股，不赔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原作者，要认可改编好的地方，也必须接受不好的。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小说语言，那纯粹找抽。话剧中人物的生动性是小说所无法达到的，而我最热爱的也是话剧改编，话剧改编后小说也会变得奢侈。”
谈舞台
仿佛自己就是上帝，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到了一个空间
此次《男人还剩下什么》的编剧和璐璐没有禁锢在茅奖作家的光环下，而是脑洞大开地写了原作中下一代人的婚姻和情感，拉开了时空却守住了原作的精神内核。看过排练后，毕飞宇表示，“小说的精神元素都在，但更多的是编剧的原创。改编超出我的预料，写这部小说时我很年轻，但我明白短篇上舞台也就是一个小品的体量，不能支撑起一台戏。小说写的是我们这代人，但在话剧中我们这代人只是影子，编剧把它挂墙上去了。经过改编后呈现的是我们这代人的下一代人的情感。由一代人的故事变成两代人的故事，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改编，我是吃惊的更是喜爱的。”
在他看来，“小说更多的是隐喻，而话剧最大的特点在于两个时空，把隐喻落地。作为观众，与其关注小说或是话剧，不如去关注两代人的情感模式。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物理世界的变化大，但这出戏是关注人的精神层面有没有变且幅度如何。”迄今为止，毕飞宇称无论《青衣》还是《推拿》，面对自己作品改编舞台剧的首演，他没有说过一次完整的话。“原因是每次谢幕，我的泪水就忍不住下来。而且我也没学会一边哭一边讲话。每到那个时候，都充满一种神奇的力量，仿佛自己就是上帝，把自己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到了一个空间。以前我看到一部电影的原作者和导演相拥而泣，还不理解，但轮到自己，那真是一种超越新婚的感觉。坐在台下，一阵阵起鸡皮疙瘩，就是一分钱不要我都愿意过这把瘾。”
谈语言
年轻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才华横溢，但那是在我骂人的时候
穿上印有自己小说语言“恨时天才、爱时平庸”的T恤，回看自己27年前的作品，毕飞宇称，“那是我30出头时写的对这代人情感模式的总结，之所以写下‘我们在表达恨的时候是天才，而面对爱却如此平庸',是因为年轻时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才华横溢，但那是在我骂人的时候。而赞美别人时，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有才华，后来我又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一直喜欢看NBA和世界杯。除了比赛本身，我更喜欢那种西方文明背景下，运动员在赛前把最大的自信留给自己，在赛后把最大的赞美送给别人的那种状态。这是我所渴望的好的生活。所以在和儿子踢球时，我希望他能够做到在输球后可以走上前去对对方说’祝贺你‘.”
通达的人格也让毕飞宇毫不掩饰自己对编剧和璐璐的赞美，“我非常喜欢一出京剧，《苏三起解》。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本，是用高度喜剧的方式呈现一出大悲剧，有着悲剧内核，呈现的东西却喜感十足。外在和内在的不配套、不和谐构成独特的戏剧美学。而话剧版《男人还剩下什么》虽然不是极致的大悲大喜，但那种轻扬的喜感是我所喜欢的。”当被问及听着剧中的台词有没有时隔多年后似曾相识的感觉，毕飞宇调侃道：“这段戏可能在封底后面的那一页。”
据悉，《男人还剩下什么》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将于7月4日登台东宫影剧院（隆福剧场）。首演当晚，毕飞宇将再临京城参加“演后谈”.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