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达瓦拉姆

  如果山中没有雪峰，哪里会有雪水流下；如果雪水未聚集成湖，用什么去浇灌庄稼。"雪域高原上的古老民歌传达着朴素的道理，同样，如果没有人民军队的伟大进军，就不会有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不会有西藏六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英雄先遣连

  丹心铸军魂 热血写忠诚

  1950年8月1日，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一团保卫股股长李狄三，以团党委和工委代表的身份，率领由汉、蒙、藏、回、哈萨克、锡伯等7个民族共136名英雄战士组成的进藏先遣连 ，从昆仑山脚下的新疆于田县普鲁村高举起“向西藏大进军”的旗帜，在首长和战友们的欢送声中出发了。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进藏部队。他们要去地方的是含氧量只有平原40％的阿里地区，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号称“高原中的高原，屋脊上的屋脊”，是人人闻之色变的“无人区”。这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艰难程度不亚于万里长征。

  也正是这支队伍，签订了我军进藏史上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第一个和平协议。先遣连进驻阿里噶本后，经过和平谈判，终于同噶本政府签订了《五项协议》，这大大促进了中央人民政府与噶厦政府“和平协定”的签订。因此，西藏和平解放，李狄三和先遣连功不可没。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来自河北省无极县的李狄三带领着先遣连的英雄们在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环境艰苦的生命禁区，经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迎接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挑战。没有粮食吃，就自己打猎去；没有鞋子穿，就自己动手做；没有地方住，就自己挖地窝子，英雄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和超凡谋略，与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残酷的斗争难免会有牺牲，然而先遣连的英雄们却将革命乐观主义弘扬到极致，最终捐躯藏北的李狄三更是践行了自己“就是死，我也会笑着去死”的铮铮诺言。在冰峰雪域间用一片丹心铸就磊落军魂，以一腔热血书写无限忠诚。

  昌都战役

  为和谈而战

  历史总是会留下这样悖谬的逻辑——有时候后退，是为了更快地前进；而有时候讲述和平，往往要先回忆战争。

  昌都位于澜沧江源头，是原康曲的重镇，也是我军进军西藏必经的战略要地。西藏地方当局为维护农奴制度，拒绝和平解放西藏，将其总兵力的2/3约10个代本（相当于团）部署于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0年10月7日，在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为了排除阻力，不得不以战求和，被迫以第十八军一部及其他部队共6个团的兵力打响昌都战役。

  因此，与其说昌都战役是一场军事战役，倒不如说它是一场政治战役。

  这场正义的战争也得到了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在部队过金沙江前，一支由藏族群众组成的支前大军，暗中准备了燃料、牦牛，翻山跨河费尽周折赶来帮助解放军过江。在玉树西南的巴塘草原上，120多名藏、回族群众组成担架队，穿着各种民族服装跟随部队一起每天步行100多里，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紧跟到哪里，负责起战场上的担架工作。在甘孜、邓柯等地，几千名藏族同胞牵着牦牛，浩浩荡荡地为解放军运送物资，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骁勇善战的十八军作为主攻部队在多方配合下，历经19天，先后打了20多场仗，最终将藏军主力消灭殆尽。然而，昌都战役并不是为战而战，也不只是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归根结底，仍是为和谈而战，这场战役为和平解放西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昌都战役打开进军西藏门户。

  和平谈判

  一纸协议引领光明路

  昌都战役过后，战报传播到西藏各地，令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继而发生分化。最终，摄政达扎被迫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达赖亲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权代表5人前往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其中，首席代表就是审时度势，两次上书嘎厦要求与中央政府和谈的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嘎厦)代表团成员先后来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如今唯一健在的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当年谈判的过程时说：“我们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认真、亲切地谈判。”“经过反复磋商，根据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贯方针和西藏的特殊情况，正确地解决了各项复杂的问题。”

  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勤政殿伟大祖国的国旗和国徽下，庄严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了解了协议签订的经过以后，嘎厦决定接受“十七条协议”，并由达赖批准了这个决定。

  回首过去，当年正是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才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正是这一纸和平协议，使西藏全境获得和平解放，并得到西藏僧俗民众真心实意的拥戴和欢迎，为西藏的未来发展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

  “十七条协议”签订。

  先遣连行进在进军西藏的征途上。

  民主改革

  一场被延迟的革命

  尽管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但西藏的社会制度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由僧侣贵族专政。只占人口5%的三大领主(贵族、寺庙、反动地方政府)，几乎霸占了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并占有大量的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终年不得温饱，领主可以任意役使甚至杀害他们。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

  直到1959年3月，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反对西藏百万农奴强烈要求的社会改革。这场叛乱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在广大农奴的支持和配合下平息，这为在西藏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分阶段、有步骤地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教合一制度，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千百年来被当作“会说话的牛马”的农奴和奴隶，借由这场被延迟的革命挣脱了身上的锁链，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自己命运和西藏社会的主人。

  翻身农奴在参加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