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包括了陆海交通的两个方面，按照丝绸之路扫展规律，先是以陆上丝路为主，后来才被兴起的海上丝绸所代替。

　　虽然海上丝路的历史也很古老，但却长期未能超过陆上丝路的发展，只是到了中古初期，尤其是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东西海上交通空前繁荣，海上丝路才声速发展。中古海上丝路的发展，无疑和中国唐代丝路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唐代时，东西京广线济文化交流出现了高潮，丝绸之路繁荣无比。迄今一般研究唐代丝路的文章，仅仅了限于表述唐代对外陆海交通的繁荣，却不了解两者间的交替变化。其实唐代对外陆海交通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存在着发展的先后区别和差异；公元8世纪中叶，正当唐代中期，在此以前主要是陆上丝路的发现超过了海上丝路，而到了唐代中期后，却是陆上丝路衰落和海上丝路的兴起。如果说陆海两路相继繁荣的高潮，曾构成了唐代丝路的内容和特点，那么，这两个高潮的先后出现，又直接反映了东西丝路发展史上陆海两路的交替。作为唐代前期出现的陆上丝路高潮，不过是继汉代以来陆上丝路发展的"顶峰",随着这个高潮的先后出现，从此陆上丝路也就失去了发展的优势（当然是相对海上丝路而言）；而唐代中期后海上丝发展史上也处于重要的斩折时期。因此，要了解海上丝路的发展，不能不研究唐代丝路，尤其是研究唐代陆海丝路的变化和交替。

　　唐代前期陆上丝路的极盛而衰

　　一般所谓的"丝路黄金时代",主要是指唐代前期的陆上丝路。时至"安史之乱"以前，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自汉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的极盛高潮。其时外陆效空前繁荣，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为什么说唐代前期陆上丝路发展到了高峰？而这咱发展高峰又是指什么而言？以下试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其一，丝路的南北扩展和横行线路密布以及整个丝路网状结构的形成，这是唐代前期陆上丝路高度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反映。

　　举世闻名的丝路，既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友好桥梁，又是联结国内各民族的重要纽带。因此从丝路形成之日起，其发展的总趋势，不仅是向东西方延伸，同时也向南北方向扩展。从汉代开始，陆上丝路就沿着天山南北逐渐形成了东西交往的北、中、南三条基本干线；同时又由于南北边塞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为唐代丝路向南北扩展奠定了基础。

　　先来看看唐代丝路向北扩展的情况。唐代以前，随着中国北方民族的兴起，先后出现了匈奴、鲜卑、柔然和突厥等不断南下和西迁活动，因此漠北地区早就和西域丝路发生了联系。但是，由于汉代以后的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局面，因而这咱效和联系却常常被相互间的争夺和混战而遭到冲击和中断。只有到了唐代，由于中国重新统一和进一步扩大了西北疆域，团结和联合了西北各民族，从而才使丝路向漠北方面获得了稳定的扩展。早在唐代朝初年，占据和控制了丝路的突厥族首先统一于唐朝政府。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率军击败了东突厥贵族政权，并和西突厥加强了友好联系，接着又扫除了高昌、焉耆、龟兹等分裂势力。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统辖了下属的各个都督府、州、进一步加强了西部边疆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保证了丝路的繁荣畅通。不久以后，唐朝政府又完成了对漠北地区的统一。唐代以前，漠北地区先后属于东、西突厥控制下，当地的铁勒各部因不堪突厥贵族的压迫和剥削，薛延陀、回纥、拔野古、拔罗、制骨等多次掀起反抗突厥贵族的斗争。唐朝初年，铁勒部斗争取得胜利，薛延陀政权建立，日益强大并在漠北称雄一时。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军乘其内乱攻入漠北，薛延陀政权瓦解，下属回纥等铁勒13部归附唐朝，并"请置唐官".唐朝政府于其故地设置了六府七州，后来又于贝加尔湖东北和唐努乌梁海一带增设了玄阙州、烛龙州和坚昆都督府。上述各个府、州长官都督、刺史，皆由唐朝政府委任原诸部酋长担任，并归属于设立在故单于台（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的燕然都护府所统领。此后，又应铁勒各部所请，特在回纥以南开辟了"参天可汗道",沿途置邮驿68所，并备有驿马、酒肉等专供往来官吏和行贾。通过此"参天可汗道",不仅加强了漠北与中原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开辟了西部与北部边疆往来的通道。从此以后，西部地区已和广大漠北连成一片，因而丝路向北面获得了显着扩展。

　　与丝路的北面一样，丝路也向南边发展。唐代以前，随着羌族和吐谷浑等的兴起和活动，早已开辟了青藏高原和南疆地区相通的道路。如在北魏明帝时，宋云、惠生西游印度，曾由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边，涉行沙碛，直穿阿尔金山到达丝路南道上的且末后，再往西去。此外，北周明帝武成元年（公元559年），乾陀罗僧侣因那崛多东来时，走的也是相反方向的同一路线：他是经由丝路南道的和田至且末，再南下穿过阿尔金山，经由青海到达长安。公元7世纪时，吐蕃兴起，兼并了吐谷浑后，继续保持了此条道路的畅通，并在西北开辟了经由喀喇昆仑能向尼泊尔的另一条所谓吐蕃--尼泊尔的通路。唐朝贞观年间，中国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太宗命王玄策、李义表出使印度，其三次返都是经由西藏--尼泊尔一路。唐道宣所着《释迦方志》中，曾对此道有较详细记述，书中称其为当时中国僧侣游历印度的东道，并详细记载了从河西，经青海，由西藏进入尼泊尔的具体路线。通过上述支线的开辟，不仅说明了此道的繁荣畅通，同时也反映了丝路已向南面大大扩展。

　　总之，随着唐代全国的统一，丝路正是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向南北方向大大扩展，其时丝路北面已远越天山直抵漠北，而南面已超过了昆仑和喀喇昆仑直接与昆仑与青藏高原联结一起。与丝路南北扩展的同时，其北面现现了经由阿尔泰山与漠北相通的道路。南面也现了由阿尔金山翻越喀喇昆仑和青藏高原联系的路线。与此同时，在今新疆地区，也现现了更多 多的横向路线，从而把整个丝路联结成一个整体。这些横向线路虽然早已存在，如《隋书》所载："其三道（指北、中、南三道）诸国，亦自有路，南北交通".但到了唐代时，由于完成了西部边疆的统一，扫除了广大西域地区之间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因而使各道之间的横行线路大大增加。关于当时横行线路的密布善，可以从唐代在西域地区建立的行政机构和军事设施中看出。唐代前期，除了在西域地区建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下辖各个都督府、州外，并在各地设置"军"、"城"、"镇"、"守捉"等各军事据点。这些府、州所在地和种个军事据点，既是行政和军事要地，也是一些交通中心，它们各自有路，彼此相通，从而形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路线。

　　尤其是着名的唐代安西四镇：安西、疏勒、于阗、碎叶（后为焉耋），更是四通八达，往来无阻的一个个交通中心。此外，北庭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庭州和安西大都护府的所在地安西，更是天山南北的交通枢纽。如安西地区，其西北通碎叶，西南通疏勒、于阗，东通焉耆等等。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现了唐代文书《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从其内容中可见安西曾和弓月城相通，而且这条弓月道，还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一条相当繁荣的横行道。总之，在唐代前期，无数南北相通的横行线路，不仅把东西走向的各条基本干线联结起来，而且组成了东西南北，纵横交错，十分复杂的交通网，因此丛丝路的南北扩展以及大量横行线路的出现，当然说明了唐代前期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

　　其二，作为唐代前期丝路发展高峰的另一明显反映，是丝路北道的重要和繁荣以及沿北道上一些新兴都市和贸易中心的出现。

　　虽然很早以前，东西方游牧民族就在中亚北部开辟了亚、欧相通的"草原之路".以后在我国《三国志》中所引的《魏略·西戎传》中，也开始提到了丝路北道。但由于绿洲地区的继续繁荣，丝路的东西往来仍然侧重在天山以南地区。只有到了后来突厥族兴起，丝路北道才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突厥原游牧于叶尼塞河和阿尔泰山一带，它在公元6世纪中叶，已经是占有"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的广大地区。后来，突厥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分，西突厥曾和东罗马结成联盟，从而加强了相互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据弥南窦史所载，当时东罗马和西突厥之间互派使节，往来不绝。按东罗马使臣蔡马库斯从西突厥返回拜占庭的路线，是和裴炬《西域图记》中的丝路北道完全符合，都是经由天山以北和威海、里海、以及黑海北面直达地中海。可见早在隋代里，丝路北道已在西突厥控制下趋于繁荣，到了唐代初年，随着西突厥的统一于唐朝，则更加促进了它的兴盛和畅通。早在贞观年间，太宗即在天山以北建立过瑶池都督府。高宗在歼灭阿史那贺鲁的分裂活动后，又在原西突厥聚居的天山北部设立了昆陵和蒙池两都护府，并下设许多都督府、州。到了武后长安二年，又从原安西大都护府中划出了北庭大都护府，其治所设于庭州，所辖地区正是天山以北的丝路北道。从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立，完全说明了北道的重要和畅通无阻，尤其在开元七年，玄宗曾下令向丝路上的商贾征税，特令"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可见当时丝路北道日趋重要，并在东西方经济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与天山以南的丝路相比较，丝路北道不仅缩短和减少东西往来的距离与里程，并可摆脱翻越葱岭的天险，尤其是不受波斯垄断丝路的控制，从而使生产丝绸的中国和消费丝绸最多的东罗马直接发生交往。因而丝路北道的繁荣是继汉代以来对外陆路交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陆上丝路发展高峰的重要标志。从此以后，回鹘、西辽以及蒙古向西扩展，都主要是经由丝路北道的西方发生联系。

　　由于丝路北道的繁荣，因而在唐代前期沿着天山以北现现了许多新兴都市和贸易中心，其中着名的有庭州、弓月、轮台、热海、碎叶、垣逻斯等等。

　　以上，主要通过两方面情况，表明陆上丝路发展到唐代时出现了极盛高潮。这个高潮的形成，当然是与从汉代以来对外陆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同时也是唐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尤其是和当时中国的统一强大以及统治者注意经营管理所分不开。另一方面，当时和唐代邻近的以西各国，都具有世界性的强大国家：横跨欧、亚北部的东罗马，占有整个西亚的波斯，尤其是后来兴起的大食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更是据有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它们都注重于对外陆路交通的开拓，极力加强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虽然从唐代开始，海上丝路已有很大发展，但与陆上丝路相比，仍在东西交往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到了唐代中期，陆上丝路突然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路才空前发展起来。

　　陆上丝路虽然在唐代前期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它的"黄金时期",但好景不长，到了唐代中期便突然衰落。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唐朝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随之出现了这三种力量之间的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一时丝路上"道路梗绝，往来不通".由于唐朝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陆上丝路由此中断，因而反映在杜甫的诗中有"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的哀叹以及"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数年逆气路中断，蕃人闻道渐星奔"的描述。

　　虽然唐代陆上丝路的衰落始于"安史之乱",但"安史之乱"只是引起它衰落的契机而不是原因，否则为什么"安史之乱"以后陆上丝路也不能恢复到原先的"黄金时期"呢？可见，决定唐代陆上丝路的衰落又是海上丝路的兴起有关。但唐代中期海上丝路之兴起，却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