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商道的嬗变:从南方丝绸之路到茶马古道

时间:2013-11-18 09:50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 作者:佚名 点击: 载入中...

茶马古道

 

  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

 


  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着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 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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