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广场

　　公元前310年，秦灭巴蜀之后，大夫张仪和蜀郡守张若仿咸阳城修成都，自此开启成都2300多年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成都城虽屡有兴废修葺，但城市位置一直没有更移。它的政治中心，史学界认为就在今天的天府广场一带。然而，这种根据史料记载的推测是否准确？随着近年的几次考古发掘，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6月13日，成都市体育中心考古工地现场，唐代院落遗址规整大气。摩诃池旁的精美小径、疑似明代蜀王府偏殿遗址以及明城墙基槽等考古遗存，清晰分布在3200平方米的发掘工地上。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四川通史》作者之一罗开玉博士介绍，此次成体中心的发掘，结合2010年、2012年的两次考古成果，完全可以证明至少从汉代开始，成都的城市中心从未改变。

石犀汉碑为证 蜀郡府矗立天府广场东侧数百年

　　史料记载，秦灭巴蜀之后，成都的政治中心便设在新筑的大城之内。然而曾经的蜀郡府衙门究竟在哪里？由于缺乏考古依据，一直未能确认。

　　2010年11月9日凌晨，成都东御街地下人防工程正在施工。当工作人员浇铸通道水泥层时，发现两处残碑。随后赶来的考古人员进行抢救发掘，在附近一处楼房地基的护墙水泥柱附近又发现一块碑座，这便是“裴君碑”.几天后，在裴君碑碑座西约1.5米处，考古人员又发现第二个碑首，并在两米开外发现碑身，这便是“李君碑”.

　　这是两通制作精美的汉碑：碑首有迭落式的四阿顶，檐头有圆形瓦当，檐下则雕刻放射形圆椽，呈现明显的汉代建筑风格。通过后期识读，裴君碑和李君碑确认分别刻于公元144年（建康元年）和公元133年（阳嘉二年），是典型的颂德碑。碑主是当时的蜀郡守，而立碑之人，则是“辟署”的部分低级属吏。不过，这两块汉碑所立何处？由于碑文略有残缺，史学界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此处就是秦汉时期的蜀郡府，也有人认为此处其实是文翁石室的旧址。

　　两年后，距离汉碑出土处不到100米远的四川大剧院（原天府广场钟楼）工地处，再度有重大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在此处发掘出一头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的石犀，还发现瓦当、铺地砖等高等级建筑遗存。当年负责发掘的成都考古研究所现场领队易立介绍，这处工地出土的西汉早期瓦当等建筑构件不超过10件。“数量虽然不多，但足以证明这里当时就已有高等级建筑。因为一般的平民百姓，在当年只可能住茅草房或土坯房。”这一考古资料，也和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地方志《华阳国志》里的记载吻合。罗开玉说，常璩言及成都大城改造时“广营府舍”,而“府”在秦汉时就专指郡府。也就是说，张仪筑大城时，在城内大规模修建了郡府衙门和盐官、铁官、水官等附属建筑。

　　那当年矗立在大剧院一带的建筑是什么呢？罗开玉认为，石犀和汉碑的出土，至少可以证明在人民南路东侧，北至成体中心，南至陕西街一带，可能就是秦汉乃至三国时期蜀郡府衙门的所在地。

　　罗开玉说，西汉学者扬雄曾在《蜀王本纪》里写道：“蜀守李冰作石犀，二枚在府中……以厌（压）水精。”扬雄所说的“府”,应该就是当时的郡府。然而，常璩在《华阳国志》里说李冰治水，却只提到了3头石犀的去处，绝口不提“二枚在府中”,这又是何故？答案仍可在石犀出土的考古中寻找。

　　易立说，石犀造型古朴，身上花纹线条粗犷简练，而东汉以后的东西比较精致，所以可以推断石犀的制作年代至少要早于东汉，甚至就是李冰治水时所打造，然后一直摆在蜀郡府之内。但考古又发现，这头石犀在蜀汉末年至西晋初就被埋在地下。而根据该地区文物出土地层分析，推测此处建筑曾于同一时期被彻底毁掉。“结合史料分析，也许是西晋时司马政权大举入蜀，新的统治者要把旧有的文化全盘否定，因此毁郡府、埋石犀。所以晚在东晋时的常璩，不知另两头石犀所在何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裴君碑”和“李君碑”的考古发现，也被认为天府广场东侧一带是蜀郡府的有力佐证。罗开玉说，根据李君碑识读的内容：文学主事掾郑廉等约40位官员“等发意，贪慕嘉化，而立石表纪，序贤君良佐，列画殿堂”.可见立石之地是“殿堂”.殿堂一词，在汉晋时主要代指朝廷和官府衙门。结合两块碑的碑主都为蜀郡守的背景来看，应该是郑廉等人将吹捧上司的颂德碑，在郡守还在任时，就公开立于郡府之内。

摩诃池为证 后子门一带曾为“皇家园林”

　　蜀郡府被毁，那两晋、唐宋甚至元代时期成都的政治中心在哪里？目前尚无考古发掘为证。但今年成体中心发掘出摩诃池遗址，却证明这块成都的“绝版地段”,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都曾是城市中央公园，以及“皇家园林”.

　　2013年10月，成体中心整体提升改造工程启动。当考古人员就此展开发掘时，在3200平方米的工地上发现了从汉代至明朝各时期的文化遗存。除了城墙、道路、房屋院落、水井、水沟等遗迹，还出土大量陶器、铁器以及建筑材料等遗物。同样是此次考古的现场领队易立说，“这说明从汉代开始，这片区域便是成都城内重要的生活区，曾经建筑林立、人口密集。”而此次考古最重要的收获，便是确认了摩诃池东南部的走向。

　　为何摩诃池遗址的发现如此重要？

　　易立介绍，隋代蜀王杨秀在成都扩建子城（即秦汉大城），其取土之处因为低洼聚水，渐渐成为一个水域宽广的“人工湖”.有西域僧人来蓉后见此湖泊说，“摩诃宫毗罗”,意思是说这块水池广大有龙，遂名为摩诃池。既然高僧称其为风水宝地，杨秀也就在湖边大造散花楼，用来游宴取乐。到唐代中叶，这里成了成都着名风景区。不管文人雅士还是凡夫俗子，都爱到此游览。唐代着名诗人高骈就以“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来描述摩诃池的“醉人”,杜甫也在池上“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彼时，摩诃池俨然唐朝成都的“中央公园”.

　　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修建新皇宫时，干脆把摩诃池纳入宫苑，成为“皇家园林”,名龙跃池。前蜀最后一位皇帝王衍扩建皇宫，又为摩诃池引入活水，环池修筑宫殿和亭台楼阁，范围广达十里。后蜀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泛舟游玩时，形容这里“长似江南好风景”、“水心楼殿盛蓬莱”.

　　此次成体中心的考古发掘，位于摩诃池的东南部一角。考古人员发现摩诃池的东南部走向并不规则，池的边缘大致由西南往东北延伸。说明彼时从成体中心向北或者东西两边，极可能曾是一泓清冽的湖水。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