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伏羲文化及其基本内涵

 

　　伏羲事迹与传说起自战国，秦汉时被纳入中国古史体系，至唐代其三皇之首的地位被固定下来。从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民俗资料综合开展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表明，伏羲时代是中国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迈向父系民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伏羲事迹与文化创造活动的历史传说，曲折而隐约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华先民进化发展和开创文明的种种信息，是我们据之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素材和基本依据。

 

　　自先秦以来，由于其独特的地位和非凡的贡献，伏羲乃至女娲成为中华民族历代口耳相传又见诸典籍史乘加以推崇、歌颂、祭奠、信仰、寻根的对象和旗帜。于是，历代贤哲学人乃至统治阶层，遂以伏羲、女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为基础，复经演绎加工和增益扩展，加之民间传说的推衍流传，民间信仰崇拜与风俗习尚的浸润习染，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内容博大、内涵深奥丰富而蔚为大观的伏羲文化。作为现代意义或学术意义的伏羲文化，其基本内容及其内涵渗透于中华文化的众多层面和领域。

 

　　第一，中华本源文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创世英雄、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伏羲时代正处于中华先民告别洪荒，迈向文明的中介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原生面貌，了解中华民族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生态，伏羲事迹及其文化创造活动，既是我们探索历史真相的参照和线索，其本身也构成中华文明生成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考古学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愈益清楚地将伏羲时代中华文明的原生面貌展示于世人面前。我们从伏羲文化的内容中，当可窥知中华文化的原初形态。

 

　　第二，民族文化。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呈一体多元格局。伏羲为华夏始祖，无论是传说时代的不少非凡人物、部族与方国，还是古今属于祖国版图的大多数民族，都公认伏羲为其始祖，自认本民族为伏羲氏族的后裔或支系。因此，“龙的传人”为中华民族所共享，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称，龙图腾以及与之相关的龙蛇图案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海之滨、西北高原均有大量发现。“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族徽和“胎记”，伏羲文化无疑是中华各民族寻根的归宿和母体。所以，学术界已有人提出用时代更早、更具广泛性、民族代表性的“华夏”取代晚起的“炎黄”，或以前后相继、代表不同时代的人文初祖伏羲、黄帝之简称“羲黄”，以代替“炎黄”，称中华民族为“羲皇子孙”。这种提法较“炎黄”更具科学性和感召力。

 

　　第三，哲学文化。伏羲的文化贡献之一是造书契、画八卦。八卦成为中华先民理性思维和科学思想的结晶和高度智慧的标志。由八卦而《周易》并由此形成的易学思想与体系，是中华民族解释世界、认识自然、规范社会人伦的钥匙与百科全书。八卦与易学体系在哲学层面上既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的解释系统，也是一个操作系统。因而，这一完整严密、富有民族特色和阴阳变异、和合大同的辩证思维理论和逻辑方式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在文化层面上，八卦与易学体系，是长期占据正统文化的儒家学说，与儒学并立而存的道家文化，在民间社会有广泛基础的巫术占筮等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所以，八卦符号与易学思想，实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与核心。

 

　　第四，民间民俗文化。远古神话的传承流播，其去向一是哲学化，二是历史化，三是仙话。与伏羲乃至女娲事迹相关的传说，与此三途均有关系。于是，伏羲之感生神话、兄妹成婚、洪水故事、葫芦神话、龙图腾与龙文化、龙蛇禁忌、八卦符号与各项创造发明，都伴随伏羲文化的泛化而进入民间文化体系和依附于民俗习尚之中，并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其发展演进中最具持久魅力的“元素”和动力。如以伏羲、女娲故事为例，有人从民间搜集的汉民族230 例兄妹婚神话中，发现婚姻对象“兄”或“弟”是伏羲的有62个，“妹”或“姐”为女娲的有42个，其中“兄妹”是伏羲和女娲的有38个。在150多个少数民族同类型神话中，“兄弟”是伏羲的有22个，“兄妹”为伏羲、女娲者有4个。[19]这充分反映了伏羲、女娲兄妹婚神话的广泛性，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伏羲、女娲事迹在民间文化与民俗文化中的持久性影响。

 

　　除了上述诸层面与领域之外，伏羲文化还涉及科技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内容，兹不赘列。

 

　　通过对伏羲传说的历史考察，伏羲时代的推论和伏羲文化基本内涵的揭示，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伏羲及伏羲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和民族文化的母体，又是中华哲学体系、神秘文化与民间民俗文化之宝库。伏羲文化亦即龙文化从物质世界到精神领域，从上层文化到民间习尚，几乎无所不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和意识领域。[20]因此，伏羲文化对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独特魅力与价值；它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文化意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源泉。在中华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伏羲传说与文化，是凝聚中华各族，孕育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性格，开发民族智慧，推进民族复兴的“元素”和动力，具有永不枯竭的亲合力、感召力和纽带作用与规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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