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上画派”，是指清代中叶，那一群挟艺流寓沪上、卖字鬻画的画家画匠而言。此派的绘画风格，尊重传统又与传统不同，所以异军突起，掀开了中国绘画史崭新的一页。以风格论，“海上画派”借鉴外来的绘画方法，不拘泥于传统水墨，而对传统的承袭，他们也有所偏重，主要是承袭了徐渭(青藤)一脉的诸家之长。就绘画目的而言，“海派”也与前人大相径庭。自古中国绘画，因受儒家“轻商”的影响，其作多为一求知遇，二赠知音。及至“海派”问世，画作竟一别“闲逸”之古雅，居然坦荡卖字鬻画、问鼎商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既追求艺术的价值，也追求艺术品的价格，将艺术商品化了。
“海上画派”缘何如此？我想当与萧山的乡风有关。因为任何一种流派的形成都与其开派鼻祖和中坚分子大有关系。而“海派”之开派鼻祖就是萧山画家任熊任渭长；其中坚人物或者说是“海派”之旗手者，更当数萧山画家任颐任伯年莫属。“一方水土一方人”，由萧山这方水土所养育的人而开创的画派能不带有他们的胎印，并融入其一派血脉？三百里江河，八千年萧山。究其乡风民俗，虽多耕读传家，却亦善于商贾。“一文钱的狗屎要捡，一千两的牌九敢押”，这句民谚道出了萧山人“小钱愿赚，大险敢冒”的秉性。正是由于从小受到这种乡风的熏陶，所以任熊、任颐们才敢于闯荡沪上，进而打出一片天下。
言及绘画，萧山自清代以降，竟成丹青之乡。古越一小县，画家何众多？究其根源，当归功于陈洪绶（老莲）。陈洪绶的原籍虽是萧山之邻县诸暨，但其四岁就迁居萧山求读，后又与萧山来氏结婚，一生可说是多在萧山度过，故坊间对其有”萧山萝卜诸暨种”之称谓。其早年的《九歌图》11幅、《屈子行吟图》等名作均是作于萧山，刻于萧山的。正因有此名家，故萧山后生好学一时竞相以学丹青，于是逐成风气。由于陈洪绶对徐渭极为推崇，故萧山画坛又有“以陈承徐之渊脉”一说。这自然不可能不对任熊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海上一派”。
先说任熊，其自幼爱画，却不墨守成规，故为蒙师之不弃而浪迹四处，鬻画为生，曾为人所歧视。及至沪上，其卖画之举与西人之价值观念颇为吻合。以生计谋，竟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民谚。无独有偶，任颐的境遇与任熊极为相似，而其是海派无可争辩之大纛，他对“海派”的形成可说是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至于列入《萧山清末八大家》的任薰、任预，他们是与前“二任”被画坛并称为“四任”的“海派”中坚；胡术、陈昱亦是海上画坛之翘楚，陈昱之“具童疏散冷之致”，胡术之“人物造形多姿、颇具宋人笔意”均为沪上“一时之隽”。
萧山画家有鬻画沪上者，也不乏泼墨桑梓者；而后者可说是前者之后援。比如丁文蔚，他虽未以画谋生，但他与“海派”开创者之一的金石名家赵之谦相交甚深，同宦福建，是将海派画风传之于闽的重要人物。而孙诒，儿时与任熊毗邻，得任熊点拨启蒙，其妹又系丁文蔚侄媳，故相交甚笃，丁、孙二人，虽不必为生计而离故土，但也鬻画于乡土。每每“海客”归乡，或至“大碧山馆”促膝谈诗，或到“映雪庐”煮酒论画，通宵达旦，醉而不归。丁、孙二人实可视之为“海派”之盟友也。
当然，统论萧山画家之风格，当以一“俗”字可概述，而此“俗”，非低俗乃通俗。并且可以说，也正因此种“浅显通俗”的画风，“海上画派”才得以风行沪上，既得市井青睐，又得西人赏识，进而“蔚然成风”。
陈小蝶先生曾为“海上画派”编撰过一部《近代六十家画传》，其中萧山画家就有一成半之多。故而，倘说“海上画派”源自“萧山画派”，或许为世俗所不允，但说萧山画家对“海上画派”的形成起到了极关键的作用，却总不为过吧！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孙慰耆先生乃孙诒之孙，其画颇得乃祖“映雪庐”画意之真谛，而此部《萧山清末八大家》所收录之前贤画作，不少乃家藏之真品，其中尤以孙诒之长卷《湘湖图》更为珍稀，一读此画，让人恍若穿越百年。故孙慰耆先生能如此“化私为公”，实乃造福乡里的一大豪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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