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自恋带来的牢骚，自恋带来的不服，以至自恋带来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

没有认真考察过外国文人的命运，不太好说外国文人有没有什么宿命。不过对于中国的文人的命来说，凡翻上过几页中国的书，便会发现中国文人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互虐与自恋。

关于互虐，早在若干若干年前，就由那个魏文帝说了——大约就是那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吧。文人相轻，上古的不好说（据说上古还没有发明“相轻”一词），但是从“焚书令”的制作、颁发、实施开始就有了吧。与秦始皇比，李斯恐怕应算是一个文人吧，只是与普通的文人比，李斯当上了始皇的谋士罢了。不正是有了李斯的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建议，当时的中国轻而易举地将百家争鸣变成了一言堂。这样，才有了与此相关的两千多年历史的斑斓多姿的画面。譬如蔡邕与王允的故事，不过是这一历史长卷中有点起眼的画面而已。董卓用蔡邕，是蔡于董的朝廷里有用，而且蔡已经对董缴械投降。关键还在于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时已不太可能对董的当政提出什么有力的挑战了。但蔡邕对王允就不一样了。蔡的名气与才气，都是王不能比的。当王允作出了处理蔡邕的决定后，怕死的蔡邕哀求道，“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不允，这时有人站出来为蔡邕说情，说情的理由是他“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对此，王允也不允。他是这样说的：“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事党蒙其讪议。”也就是说，蔡不能留在世上的原因至少有二，其一是“旷世逸才”，其二是生怕“蒙其讪议”。如果说其一还仅仅是因为嫉妒才学，那么其二就是直接关系到生命了。本来清静的王允，自己给自己预留下一个敌人——王允不杀蔡邕那才是天下第一弱智了。

这个世界，地盘就只有那么大，位子就只有那么多，盘中的餐食就只有那么一丁点，而人的欲望又是那样地不知天高地厚，谁能保证人与人之间都是和平共处而不去争斗呢？这是明眼人都可以看清的事。问题在于，一些人总是喋喋不休于中国文人的被打压和被戕害。这当然是中国文人与朝廷与皇权无休止纠结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显然不是儒生们或读书人期冀的温馨与中庸，而是充满着阴谋、阳谋、残酷和血腥（如清的“文字狱”）。正视和反思这一历史，于今于后都有益。但我却有些犯疑，在这一事实的另一面，我以为这也是文人自家的不争气，或者说这是中国文人娘胎里面带出来的一种病：自恋。你看，文人总认为书比他人读得多、思比他人想得远、事比他人看得准，反正啥事都比他人高一头。“清高”一词在这里已算不得什么，关键是真理总是在自己手里。

看看我们的那位大诗人屈原屈老夫子吧。屈夫子一直是很看重自己的，时不时地炫耀着他的高贵身世。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什么“朕皇考曰伯庸”。于己，受宠时，美人不能比，香草不能问；遭楚怀王白眼时，不是去“远游”，就是要“天问”。再看另一个大诗人李白。本来李太白是一个性情中人（与屈夫子有质的不同），本没有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而且不是非要当上尚书宰相才心甘的人。一生可云游天下，一生可仗剑天下，一生可饮酒天下。但是，高兴时可狂呼“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不高兴时却又“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像李太白这样的人都这般地看重自己的才情身世，总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像他们这些才高八斗的人，才在受宠时了不得，失宠时也一样了不得。当然，这是人性使然，本也不值得呼天抢地地去诉说或者批判。说白了，中国文人天生就有这种“高人一头”的优越感。遇到明君，日子就要好过些，像太白遇见了唐明皇，显然就要比屈原遇到楚怀王好（其实楚怀王一开始对屈夫子也是蛮好的哟）。而且大唐盛世，兼容并包，像太白这样的文人还有了别一种活法，不当高参幕僚，一样可以做一点文人们自个喜欢的事。这样才有了李杜双峰齐辉的佳话。但是更多的时候，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文人——中国旧式文人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同一概念（当下是不是同一概念那是另一文的事）——与当政者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文人的自恋就朝着两个方向演化：一是牢骚太盛，自怨自艾（古人如屈平，后人如柳亚子）；一是相互争斗相互虐待（古人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今人的例子就恕笔者不要举了，一举既会得罪官方又会得罪私坊）。

其实，中国的文人，其生存方式和技巧，是一开始就命定了的。这大概有四五种罢。在这不多的宿命形式里，建安诸子就提供了三种。山涛，从飘逸的清淡，心安理得地走进了仕途；阮籍，以粪滚身、装疯卖傻，以求活着，终其天年；嵇康，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后，大义凛然，截断琴弦，慷慨赴难。古人陶潜和今人李叔同可算作第四种中国文人。陶公的事儿众所周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守拙归田园”。近人李叔同更绝，正值盛年，干脆斩断情缘、斩断俗缘，遁迹空门。除去这四种以外，周作人恐怕可以算是第五种中国文人了。虽说在此之前，山巨源有此嫌，但是山巨源不仅没有出卖朋友，而且还给当政者极力推荐朋友出来当官。拿今天的一般信条看，山涛真够哥们。周作人显然不是这样了。周作人虽然没有出卖朋友，但是却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及自己的信条和世道人心。这样看来，三国魏晋时期那样险恶的日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像大得不得了的如蔡邕、如子建，但是与周作人比起来，那时确实是一派古风啊。不过古风归古风，时风归时风，中国的文人的遗传基因是命定了的。自恋带来的牢骚，自恋带来的不服，以至自恋带来的互虐，就这般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演义到了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中后期，在高压下，文人们的表现与表态，与古风相比，可以说退步、退化（像林昭那般的人，何其少哟）。至于说到明代天启年间读书人的集体沦陷——为一个自称九千九百岁的阉人魏忠贤立生祠呼喊奔走的那么多进士——那更是中国文人的耻辱又耻辱！那时，能做到明哲保身的话，那人一定就是一个高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