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二，平反和赔偿；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一、德国人是谁
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碑体高低错落，低的不及膝盖，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间，越进越深，严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发浓重：这是什么意思？
2008年我路过这里，转了一圈，没有看懂，也没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主题便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再访此地，有机会请教专家。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290-310万人。少的丹麦，116人，精确到个位。
二号厅，展示了15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220个集中营。
五号厅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碑。
六号厅摆放着电脑，参观者可以查到390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
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科佩尔-弗隆纽斯（Adam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翻译了几分钟，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便强调了一句：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科佩尔说：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德语里，特性或身份认同（Identity）的发音和英语相似，我听懂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有特性、身份、身份认同、同一性等不同译法。但是，不管怎么译，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某某到底是谁？这个“谁”，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种种特征，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听到这里，我明白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有什么关系了。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这个设计强调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你认为“德国人是谁”？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二、身份之争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德国东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城中有易北河穿过，二三百年前的巴罗克风格建筑比比皆是，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国空军轰炸德累斯顿，两万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废墟。
纳粹政权立刻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盟军轰炸没有军事意义的无辜城市，屠杀妇女儿童。东德建立后，大体沿用了这种口径，说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顿都举行纪念活动。两德统一之后，新纳粹对2.13纪念活动特别热心，大轰炸6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欧洲各国的八九千名新纳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顿，在游行中呼喊口号，说2.13轰炸是一场大屠杀。于是，在把盟军描绘为屠夫的同时，德国人也被描绘为受害者。
右派的游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一些年轻人还设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纳粹游行，左派的阻拦引起了冲突。
“我反对把我们看成纯粹的受害者。”安妮塔·乌里希（AnnitaUrlich）女士说。她发起了一个项目，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纳粹时期德累斯顿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她们把调查结果放到网站上，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访问者可以听到当年受害者的叙述，还可以下载一幅标出迫害地点的地图。
2011年11月11日，在伯尔基金会德累斯顿办事处，我们见到安妮塔·乌里希女士。她的祖父母都是纳粹党员。她说他们不愿谈那段历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当时德累斯顿有62万人口，受害的犹太人，我们统计到的就有14000人。很多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并不是那么无辜。这些迫害与大轰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奥利弗·莱茵哈特（OliverReinhard）先生是《红光：德累斯顿与轰炸》一书的作者，在伯尔基金会办事处，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说，2.13大轰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真相被神话掩盖了。真相其实很简单，德累斯顿一直在后方，战线推进后，作为铁路运输中心，这里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于是就有了大轰炸。美军轰炸了火车站和油罐，英军轰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区。正因为炸坏了火车站，最后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才没有发出，一批犹太人得以幸存。
他说，所谓德累斯顿在军事上不重要，这是神话。在神话传说中，德累斯顿把自己夸张地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帮凶身份淡化了，甚至遗忘了。我们这里没有进行过如何承担自身责任的讨论。东德时期不讨论，他们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资本主义西德了。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的单纯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纳粹进一步利用和宣扬。
莱茵哈特先生说，十年前，他在报社写历史专栏，写了一篇关于大轰炸采访文章，提到没有所谓的低空轰炸。第二天，报社就遭到读者来信的“轰炸”。他一头撞上了这个神话，从此开始还原真相的写作。
在上边的讲述中，我又听出了“我们是谁”的思路：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神话传说，制造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复历史真相，突显了迫害者和帮凶的身份。
德国人究竟是谁，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种定位，决定着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搞清楚。深入一步说，如何预防害人及受害，还决定着德国人的未来身份和命运。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过去是迫害者，现在就要承担责任。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赔偿纳粹时期的强征劳工。会长贡特·沙特霍夫（GünterSaathoff）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回忆不是中性的，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吸取教训，承担责任，走向未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直属联邦议会，以51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找到并赔偿了166万劳工，包括两名中国劳工。2007年，赔偿工作基本结束，但基金会依然存在，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类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们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领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们访问了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乌利克·普珀（UlrikePoppe）。这个委员会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获得赔偿，同时也支持各种形式的政治历史教育。
普珀女士说，按照联邦议会通过的专制问题处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获得退休金补贴。二是职业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养老金可以按此职业发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财产的人。
普珀说，除了处理赔偿事务之外，委员会还支持历史教育，包括活动、纪念建筑、出版物和展览等等。她说，让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
当代德国人为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赔偿，这我们完全理解。二战那代德国人还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国的债务德国还。但是，当代纳税人，尤其是西德纳税人，他们没有迫害东德人，为什么要向东德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朱学勤教授提出了我们的困惑。
普珀说：“首先，西德人同意统一，统一是共同的目标。其次，统一之后，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这也是共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之中，公民同意承担公民的义务，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养老金。最后，对西德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东德的很多好东西。除了在新德国担负的新义务之外，也获得了新权利。”
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这个逻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
《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权利
第一条：人的尊严
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排在第二编。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严”条款，表示这些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德国人进一步总结纳粹破坏宪法的教训，规定《基本法》的第一条不得修改，同时建立联邦宪法法院，专门纠正违宪行为。联邦宪法法院设在远离首都的小城卡尔斯鲁厄，与政府和议会全方位保持距离，防止这些权力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
反过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旦遭受侵犯，就应该得到赔偿。侵犯者则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历史上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保护人权的原则特别受到重视。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Schaefgen）介绍说，纳粹时期的很多犯罪属于执行元首指令，但这不是免责的借口。免予追究的条件是：必须有成文的法律依据。进一步说，如果这个成文法太恶，明显超过的普世价值的认定，那么，执行此法也是犯罪。
两德统一后，在追究东德时期违法案件的问题上，一派主张大赦，一派主张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张追究。只有在受害者获得了补偿，迫害者付出了代价之后，双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国家才能巩固。
塞弗根先生的团队，重点追究与柏林墙有关的开枪杀人案件。柏林墙修建后，大约有270人在越境时死亡。30人因此被起诉，7个人被判刑。
按照东德法律，开枪是正确的。两位当事人不服，上诉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裁决说：杀害越境者的法律，不仅违反了普遍的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东德宪法认定的人权保护原则。驳回上诉。
边防军总司令巴哈布继续向联合国上诉。2003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定：杀死人的行为，只有在本人面临死亡威胁时才能使用。东德也签署并承认此项人权。而且，在下令杀人时，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认定其违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则，在此也不适用。
两德统一后，总共追究了75000起违反东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执行监禁的580人。出于和解的考虑，很多人获得缓刑。
我对德国人的思路越来越了解了。德国人是谁？从主流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公民，他们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为重要，人权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他们在各个领域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反复强调这个原则。普珀女士说，她们想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这意味着提高人们保卫公民权利边界的敏感性。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参观访问之初，伯尔基金会国内事务部的历史学家米歇尔·斯图尼恩科（MichaelStognienko）向我们介绍，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二，平反和赔偿；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东德社会党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的米勒博士告诉我们一则笑话：德国人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去杀全欧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来反思和处理历史。
2011年2月，在英国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德国夺得“最受欢迎国家”的桂冠。
四、公民活动与公民社会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1988年由德国女记者莱雅·洛施（LeaRosh）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J？ckel）倡导，1999年议会通过，2005年建成。纳粹在欧洲各国屠杀了50万辛提-罗姆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是吉普赛人或茨冈人），但这个事实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国会大厦附近的纪念碑仍在建设之中。
两个纪念碑，以及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都晚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的沙特霍夫会长说：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对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事。全国都卷入了运动，当时那一代，也试图掩饰。等到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有了比较彻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对待纳粹？因为要反思处理历史问题，就要克服社会精英的反对。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和绿党在德国当政，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权利，谈论这些问题。
我听过五六位德国人说到父辈的沉默。在家里，父辈对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闭口不谈。参加过纳粹运动的父辈回避那段历史。这种社会性态度，肯定不利于全面反省和检讨。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反清算周期律”：一旦最高权力制造出冤假错案，谁也无法对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权力出面纠正。于是，每个王朝，权力更替往往导致一轮平反和清算。例如给岳飞平反。这是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
德国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周期律。中国的周期律，主要是绕开皇帝那样的权势人物。德国的周期律，则要绕开强大的社会势力。对待历史，一方面需要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难免出现妥协和让步。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妥协和让步的机制。一些公民发起的活动，好比局部进攻。我们看到的那些纪念碑，好比进攻胜利的标志。这些胜利逐步积累，最后成为公民社会的主流态度。
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罗斯（RomaniRose）先生特别强调公民自身的力量。他说：纪念碑为什么建得这么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群体。我们不像犹太人，得到美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建立后，必须迅速承认对犹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可。我们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认是一个德国的少数民族，得到了历史反思，也有了相应的待遇。
他说，德国战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七十年代才开始转向公民社会。成为公民社会，是我们大家一起推动的。宪法规定的民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规定就可以实现的。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会长沙特霍夫则强调了外界压力的作用。他说，1989年之后，再一次掀起了关于纳粹受害者的讨论，讨论强制劳工是否应该赔偿的问题。开始，德国说此事已经过去，不准备赔偿。但是，全球都在索赔，向各大公司索赔，于是德国政府被迫回应。
他说，假如不面对过去，就不能脱离过去。不认过去的账，过去就会一直跟随你。作为国家，道德和舆论压力也会越来越高。如果最后一个受害者都去世了才开始赔偿，舆论指责就更强了。为什么成立基金会？一方面，如果等待诉讼，在诉讼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经去世。另一方面，诉讼确实可以成为压力，不承担，就可能有上百万起诉讼。
他说，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成立了我们这个基金会，一次性拨款51亿作为基金，并有相应的赔偿立法。
综合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国人愿意赶在历史债务无法偿还之前还债，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赖账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纪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促进会会长莱雅·洛施提到她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名誉要求我们，纪念欧洲受害犹太人，要有一个巨型的表达。”这些无钱无权公民发起人，冒着风雨在街头收集签名，用饼干桶募捐。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发起者之一迦库伯（Jakob）感叹道：“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比较容易一些了。”——作为一个不肯认错的共同体成员，他有丢脸之感。
其次，国际压力和诉讼之类的法律压力也很重要。没有这些硬压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间推力未免单薄。
最后，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动。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主要是自己争来的。没有公民行动的力量，仅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如此。反过来，公民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为真正的公民社会。这是各方面共同发展，共同成熟的过程。大家共同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德国成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德国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这样的公民说起话来，也透出一股参与历史创造的自信和自豪。
从各种基金会的活动宗旨看，德国社会也把支持公民的自发活动作为主要方向。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我们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主要资助民间对历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们这里申请资助，我们主要资助出版和各种活动，但我们不主动提倡什么。1998年成立之后，这个基金会资助了将近300本书的出版，例如，包含了两万张照片的和平革命图册，关于东德日常生活的图片展览。
议会下属的基金会，支持公民反思历史的活动，这就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答复说：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数是犹太人，也有辛提-罗姆人和共产党人。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
中小学生。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五、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
在德累斯顿伯尔基金会办事处，我们听《红光：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作者莱茵哈特介绍了他的神话清除工作，又听办事处的史蒂凡·勋菲尔德（StefanSch？nfelder）先生赞扬自己的儿子阻拦新纳粹的游行。我不禁猜想，他们的做法在中国会有什么遭遇。
我问：在中国，我们会追究历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会感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你们就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吗？
莱茵哈特说：“我爱国，但我是宪法爱国主义者。”
勋菲尔德先生回答得更干脆：“我只爱人权。”
勋菲尔德先生解释说，在德国，为民族和祖国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由于纳粹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含义，已经受到了清除。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引起高度警觉和难以消除的负面含义。
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认同，高于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
辛提-罗姆人一千多年前从巴基斯坦辛提地区迁入欧洲。作为德国的少数民族，罗斯先生也谈到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问题。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们认同宪法。宪法强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视。我们认同媒体自由，认同民主价值观，我们愿意维护这种价值。德语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我是德国人，也是辛提-罗姆人。
上述三个回答，历史内涵颇为丰富。
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详细讨论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中，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由三个要素构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公民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等等，与这些权利相关的机构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成员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要素，指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关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在不同国家，这些权利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英国的经验，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德国社会有不同的民族、阶级、党派和宗教信仰，在这些身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冲突。但是，当代德国的公民身份压倒了其他身份，各种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获得一视同仁的尊重和保护。德国社会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统合维系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阶级身份压倒了公民身份，民族冲突或阶级冲突就有可能撕裂社会。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不分国界的人权在世界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公民身份本来是国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组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本国人口。但是，二战后，一些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在超国家的水平上抽象出来，被称为“人权”。尊重人权，成为世界公认的原则。在欧盟这种超国家的共同体中，人权特别受到重视。在德国这种移民众多的社会中，人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关注的角度看，这种变化的含义是：人权问题，逐渐从边缘地带进入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而原本处于中心位置的民族、阶级、主义、宗教、国家之类的问题，逐渐退到次要甚至边缘的位置。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在欧盟各国尤其显著。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在欧盟15国中，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是本国人。4%的人认为自己仅仅是欧洲人，6%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是本国人，42%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本国人其次是欧洲人。这是欧盟的平均数字。德国人的欧洲认同高于平均水平，民族认同低于平均水平。
莱茵哈特先生和罗斯先生的回答，默认了公民身份与国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勋菲尔德先生说“我只爱人权”，则显示了浓重的欧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权主张与国家和民族身份发生矛盾，勋菲尔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权一边。
六、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
我们的访问主题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面对和反思历史”，在德语中是一个超长的单词：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访问期间频频出现。伯尔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朱易女士解释说，这个单词由两个词构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过去、历史，Bewaeltigung的原意是应对、克服、战胜（疾病、危机等等），有一种德国人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感觉。
应对，还要像战胜疾病一样战胜它，在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历史成了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历史好比我们的病痛，不应对，不治疗，它就在那里发炎、化脓、溃疡。于是我们就要改变生活方式，上药甚至开刀。治好了，我们便成为健康的人，还可能进化出免疫力。我们的社会进化出人权保护机制，我们进化出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公民。公民是谁？公民是进化出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会成员。
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社会目前达到的水平，正是半个世纪以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结果。中国历史经历了更长久的动荡，死亡人数更多，创巨痛深，更值得我们较劲。现在，尽管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我们也可以参照德国推测将来：在有更好的条件对待历史的时候，经过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们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照他人，可以认清自己：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将来可能是谁。
那么，追问几句，我们到底是谁呢？
粗略说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汉语没有公民这个词。这个概念是引进的。概念引进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并未引进。我们听说有公民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想像人身和言论自由，想像议员和总统选举，还可以努力争取，但是，从想像和争取，到这种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关系体系建成，需要走很长的路。如果这是万里长征的话，从公民概念引进中国至今，是否走完了两三千里？我不敢说。
那么，在公民社会尚未建成之前，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之前，我们这些社会成员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区别。我们熟悉的自称是“群众”，更堂皇一些，还可以叫人民。人民，群众，或许是臣民与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我们是政治动员的对象，也是支配对象。相比臣民，我们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们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释的。我们是被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
将来，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吗？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我们的想法和行动。
七、更宽广的视野
考察已经结束，本文也该结束了。回到北京之后，我补读组织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看到一篇英文论文，题目是《从集体暴力到共同的未来：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模式》。作者是阿蕾达·阿斯梅茵（AleidaAssmann），德国康斯坦兹大学（UniversityofKonstanz）的英语文学和人文理论教授。这篇论文扩展了我的视野，不忍独享，以观点简介作为结尾。
作者说，过去常见的处理历史创伤的模式是：胜利者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人，在记忆领域里以强凌弱，禁止弱者发声。如果这种模式属于“强迫沉默”或“强迫忘却”，那么，二战结束后，作者观察到四种处理历史创伤的新模式：
1、通过对话而忘却
2、回忆以便永志不忘
3、回忆以便忘却
4、通过对话而回忆
第一种模式的核心是“分摊忘却”。
好比两口子打架，彼此伤害了，如果以后还打算过下去，就不能老翻旧账，尽快忘掉算了。这种模式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适用于治疗内战造成的创伤。
不过，作者强调了一个前提，即相互伤害的双方势均力敌，彼此伤害的程度差不多。这不是强迫，而是双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好比达成“忘却公约”，同意把沉默或忘却作为共创未来的基础。
顺便一说，在英文里，忘却（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这层涵义我译不出来。不再提起不等于忘掉，但毕竟翻过去了。
第二种模式的核心是“永志不忘”。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不对称伤害，全副武装的强者屠杀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严密的计划、工业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规模，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不可原谅，不能和解。对这样的历史，只能发誓永志不忘：面向未来无限的时间发一个巨誓，面向无边的空间发一个巨誓，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这种模式好比一个“记忆公约”，在行凶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间达成，并获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种模式：回忆以便忘却。目标是忘却，手段却是回忆。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出来一种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为“真相与和解”运动。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加害人与受害者参加，双方一起公开历史真相，听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补偿，加害者公开忏悔道歉，请求宽恕，并得到有条件的赦免。这样的回忆可以起到宣泄和调解作用，清洗历史创伤，把这页历史翻过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从军人独裁转向民主国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历史处理方式。全世界出现了13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在人权框架之内的听证和讨论，万众瞩目，保护人权的概念深入人心。结果，人权框架在人们心目中取代了权力斗争框架——无论是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是国家革命、政治对立。在讨论过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文化中的新规则。同时，凭借人权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会的价值认同，消弭了回忆引发的对立和暴力。整个过程，相当于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种模式：通过对话而回忆。
国家记忆形成的常规不是对话，而是独白。曾经以暴力相向的国家，容易强调自身受害的经历，倾向于选择有助于提升自我形象的记忆，制造一个有关本国本民族的神话。例如，波兰和奥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绘为纳粹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人类记忆有一个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记忆，比起害人的记忆来，要求占据更大的位置。这种特性，在两个国家之间，例如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引起了持续的怨愤和冲突。
第四种模式要求，两国之间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交换意见，共同编写涉及这段历史的教科书，共享双方的观点，承认自身的罪孽。在两国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双方和平共处，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发的谩骂和暴力冲突的压力之下。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集团。不过，这种模式的例证很难找，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以上几种模式，只是忘却与记住这两种基本型及其变型，却汇集了人类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来。
2012年3月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