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会

辛亥年三月初二，也就是1911年3月31日，武昌黄土坡二十号，新开了一家酒馆，叫“同兴”。

开张那天，十分热闹。这里靠着湖北新军的营房，主顾大半是穿着洋军服的新军弟兄。店主姓邓，听说半月前刚从扬州回武昌。这家酒馆卖的酒菜，也不十分出色，但来往的人很多。酒馆开了三四个月，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如果有人留心观察，会发现他们互相行的礼有些古怪—普通人总是互相拱手，旗人见面是半跪请安。许多来酒馆的人，见面总是互相一鞠躬，接着右手握拳，左手抚胸，接着整一整领扣（因为都是士兵的缘故），再对答几句，何处来，何处去，于是亲热地坐一道喝酒，或由跑堂的让进里屋雅间去。

这一定是个什么帮会的联络点。

自那之后，附近营房新军的弟兄，早早晚晚，就会有同乡或同袍，借着操间休息或点烟的机缘，凑到跟前问：要不要加入共进会？

共进会？只听说过有天地会哥老会。

于是问的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塞过来一张印得很粗劣的纸。“值岗时，背着人看。”又补一句，“我的身家性命在你手上。”

那张纸上写着：

“共字就是共同，就会内而言，人人都要同心合力，共做事业，就会外而言，凡属相同团体，都要联合起来；进就是长进，长进我们的智识，长进我们的身子。明朝末年，满人乘虚侵入，做了中国皇帝，杀不完的汉族做了他的奴隶……”

底下讲了许多抗满兴汉的历史，末了道：

“如今朝政紊乱，奉承洋人，经常割地赔款，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不管汉人的死活。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所以我们革命，一来要替祖宗报仇，二来要早点准备，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不分门别户，取这共进二字，就是要拼死我，有进无退……”

湖北新军跟以前的绿营差别极大。光绪三十年朝廷废科举之后，底层的读书人，从童生到秀才，甚至部分举人都没了出路。许多有些膂力，又抛得下家口的读书人，便应招入了新军。单是光绪三十一年在湖北黄陂招兵，九十六人入伍，倒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各标各营，大抵如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投到军前，倒也不全为了养家糊口，总想做出一番事业。道咸以来，国家孱弱，民生凋零，富国强兵成了人人心头的好梦，投笔从戎便不再是丢脸羞家的勾当。

下定了决心，自然就有人接引，果然联络点便是黄土坡的同兴酒楼。入会的人，需要填一份“愿书”。

那是印刷好的格式，留着空白的名姓待填：

“中华民国湖北省□□府□□县□□□，今蒙□□□介绍，得悉军政府以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为目的，愿入鄂部总会效力，听从派遣。所有一切规则，永远遵守，不敢违背。倘有违犯，听众罚办。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长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介绍人□□□，入会人□□□。通信处由□□□转。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月□日具。”

填了“愿书”，捺下手印，介绍人讲解仪规，分什么山、水、堂、香，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堂名光复堂，香名报国香，与一般的会党也差不多，又有几首诗句，是出外闯山堂拜码头用的，口讲心诵，慢慢熟习不迟。

倒是平日礼仪要赶紧记熟，不然闯到聚会场所，却不谙礼仪，容易被人误会成暗探，轻则皮肉吃苦，重则性命不保。

这些礼仪，如右手握拳，意谓“紧守秘密”，左手抚胸，意谓“抱定宗旨”，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而且每日口令变化不定，如有需要参加会议，自然有人通知。

武汉三镇，一万五千余新军中，总有两千多人像这样填了“愿书”，还有四千多人，同情革命，答应帮忙。

失事

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

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八百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一段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好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