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出生于1958年8月，河南嵩县人，当代知名作家。1978年应征入伍，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受活》《丁庄梦》《日光流年》《风雅颂》《我与父辈》《最后一名女知青》等作品，其中《黄金洞》和《年月日》曾先后荣获第一届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受活》荣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2009年曾登上第4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今年54岁的阎连科是一个低调却又备受争议的作家，他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也被列为中国当代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他的《受活》震动文坛，不仅摘得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更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他的《风雅颂》被认为是诋毁北大；他的《丁庄梦》聚焦河南“爱滋村”的悲情故事；去年年底，他在微博上发出“一封告急信”，讲述自己所在的小区被强拆，引来网友围观；今年春天，他记录自己在已消失的小区中曾经写意生活的新书《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与升级版《我与父辈》一同与读者见面。阎连科相信：“也许那个园子的消失对于《北京，最后的纪念》这本书更有意义，因为它把园子周边的一草一木都用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了。这两本书可能是传统生活的挽歌，也是我们日常记忆最珍贵、最简单的纪念。”

新报：很多人觉得《北京，最后的纪念》颇有《瓦尔登湖》的风范。

阎连科：首先，必须承认这本书是对梭罗《瓦尔登湖》的尊敬。作为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文学爱好者，我对大自然如此熟悉和热爱，自然非常渴望写一部像《瓦尔登湖》一样的书。真的住到711号园里，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在对《瓦尔登湖》的尊敬之外又多了一个想法：把自然当成人来写，不是简单的拟人，而是努力接触所有的花草树木等大自然的东西，写出它们的情感、声音。乡村的植物有无数和人类共通的东西，我甚至能听到那些植物生长的声音，还能听到夏天植物的根在争更多养分时的争争吵吵、打打闹闹，植物之间也像人的关系，表面像弟兄一样在生长，下面像对手一样在争斗。

新报：介不介意读者说你的这种田园生活方式不切实际且有点炫耀？

阎连科：任何人喜欢也好，批评也好，我都能接受。人家骂我学梭罗的生活，或者说我炫耀也好，这个都不重要，写这个东西可能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但这确实是心里的东西。我内心还是非常渴望乌托邦式的幸福存在，我也需要逃离现实，到某一个地方好好休息，然后再重新回到现实中来。我希望读这本书的是能静心坐下来的人，即使要骂阎连科，你也得静心去看完再骂。如果没有这一点静心或者耐心，就不要浪费这点钱。

新报：现在很多人总想去一个和现在生活不一样的地方，你怎么看那些人的西藏情结、丽江情结？

阎连科：我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对自己现有生活背叛的冲动，对生活的逃离、对大自然的向往都是对现有生活背叛的一种表达。我是非常赞成大家如果有条件，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去追寻的。但你不能永远逃离现实生活，《北京，最后的纪念》想表达的是，在离开自己的生活走向世界之前，先把自己的家走遍。书里没有写千奇百怪的树，而是写了园子里最普通的植物，我希望能从最普通的花草树木中间发现经常忽视的美。太多人只看到西藏、丽江的处处美好，而不去发现日常中榆树、桐树、槐树的美。

新报：你觉得《我与父辈》是自己作品中的一颗钻石？

阎连科：因为《我与父辈》将读者从超乎想象的虚构空间，一下拉回到超乎想象的现实中。我写小说，与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在读者看来，我的小说已经和生活非常遥远了，大家会说我的小说荒诞、虚构、荒谬，所有人都把我当成一个非常怪异的作家。充满想象也好，不符合现实生活也好，甚至在大家都在说我是各种主义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生活中什么主义也不是。在写完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小说之后，我要调整自己的写作思路，给接下来的叙事小说留个空白，就写了这本小书。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掉泪。写我父亲那一章其实十多年前就写了一半，留下来没有再写了，这次又继续写。就像人们在生活当中缺少与大自然的交流一样，很多人也缺少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所有的独生子女都没有认真体会和父母、爷爷奶奶间的情怀。80后90后会从这本书上发现自己家庭的温暖，体会到父母亲的好，反思自己是怎么对他们的，因而产生了许多愧疚。所以我老说这是一种情感的转世。

1977年，只上过高一就在外地打工的阎连科回乡参加高考，可惜落榜。1978年，入伍的阎连科队列走不好、木马跳不过去，但是打靶很厉害。在军队文学创作学习班里，阎连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短篇、中篇和长篇。从学习班回来，他一口气发了几个短篇，第一次得了8元稿费，其中4元给同伴买了烟和糖。阎连科坦言，年轻时的自己也很在乎评奖，只不过如今很淡然了，“名利来到门前，我会把门打开，让它进来，但不会冲出门去抢。”他承认自己刚开始写作，只是想改变命运，不过最终完成了从“为物质的个人”到“为精神的个人”再到“为写作而写作”的进化过程，“我希望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是通过表达别人的生活来塑造作家自身。”

新报：很多作家都有一个文字中的乡土家园，你也是这样吗？

阎连科：对我来说，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离乡村越来越远，今天写作的所有乡村，更多的是记忆中的乡村，而不是我们现实中存在的乡村，这一直是我要警惕的。对我来说，或者对很多作家来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惑的。俗世生活多么让人烦恼，老家村庄无数的烂事、杂事，甚至一边去管一边去骂，但是必须去管也必须去骂它，绝不能脱离它。对世俗生活的爱，是写作资源源源不断的一个来源。只有保持对生活的爱，才有咱们说的那种乡土情怀。

新报：现在年轻人中流行玄幻、穿越，是因为他们缺乏乡土情怀？

阎连科：每个作家无论老少，都得写他最熟悉、最有感触的东西，即便写的是穿越、玄幻，离我们日常生活非常远，但对他来说，可能是让他最激动、最熟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从生活走进文学，你是这个渠道，人家是那个渠道，不管别人写什么，我们喜欢与否，把握住我们最重要的就够了。

新报：对现在的读者来说，阅读往往变成了消遣和排解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纯文学的读者群似乎非常小了。

阎连科：不要希望自己的小说谁都喜欢看，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你的写作一定不是路遥的写作，路遥的写作一定不是金庸的写作，金庸的写作一定不是二月河的写作。你既然选择了这样的写作，或者说面临读者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要想把别人的读者拿过来，你能让现有的读者群对你不离不弃，就非常不易了。

新报：《风雅颂》曾被认为是诋毁北大，你怎么看待文学作品中这种对号入座的情况？

阎连科：这要从两方面讲，一方面，有人对号入座是因为作家的想象力不够。另一方面，喜欢对号入座的人，说得好听是单纯，说得不好听是愚笨，他几乎没有想象力，认为一切的写作都要和生活对等起来，这种人也诋毁了另一些读者的想象力。

新报：方韩大战至今还没消停，你也参与了进去。为什么会在微博上支持韩寒？

阎连科：首先一点，韩寒是敢说的人。中国不缺少伟大、优秀的小说家，而缺少无论对错都站出来说的人。每个优秀小说家的小说都比韩寒的小说写得好。但你必须承认，无论韩寒说对说错，他敢于说。因为太多人没有能力说，不愿意说，或者不敢说，所以无论韩寒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只要他说了，这就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确实不是韩寒在说，欺世盗名应该遭到讨伐，绝对应该把他拉下马，但是多少年以后，我们一边在对欺世盗名的人进行批评，一边会非常怀念生活中那个站出来说话的人。我担心的不是韩寒的消失，而是生活的中敢于说话人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