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虎，陕西电视台国际部纪录片导演。2004年以来为国内外多家电视媒体制作系列纪录片共55集，并播出于NHK、KBS、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上海纪实频道、阳光卫视等22家电视媒体。2006年2月，他跟踪拍摄了4年之久的纪录片《生于1977》获得第28届东京影像节优秀作品奖。纪录片《父亲》、《换城》均出版发行DVD。

高考之后，录取通知书映红了学生的脸，也提醒着即将供养大学生的父母接下来四年的花费算计。陕西农民韩培印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债务往来，更多的时候，他本子上的文字是写给儿子的。“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

老韩为儿子取了一个好名字，韩胜利。韩胜利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凑足了3000元，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年近50岁的韩培印，成为了一名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时，老韩却希望落空。他发现，儿子的每月工资甚至比自己当农民工的还要低。但老韩依旧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儿子是大学生！”

以上便是纪录片《父亲》所讲的故事。作为2012“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的展映影片，《父亲》是西安本土影像作者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看似平淡的父子言谈间传递着炽烈的情感。放映当天是父亲节，在场观众多半是大学生，也有刚刚高考完的学生，很多人看得泪流满面。在映后，早报记者专访了该片导演李军虎，刚一见面，他便递给记者一张DVD——他2011年的作品《换城》，该片同样记录了农民的遭遇。两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为了下一代的命运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梦想而漂泊。“我很佩服汪峰，汪峰的歌词很批判，但却很主流。”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李军虎大概也希望同汪峰歌词起到的效果一样。

在李军虎的眼里，韩培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有人评价，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本人一样朴实、诚恳”。该片曾获得2009年香港华语纪录片电影节冠军奖、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应邀入选多个国际电影节进行展播。

把自己放在观众的角度去创作

东方早报：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李军虎：我是在新疆长大的，我父亲是空军的机械师。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望子成龙吧。他们本来想让我学音乐，因为我妈是个音乐老师。手风琴、管风琴，什么都试过，但都没学成。那时作为孩子的我，比较善于逃跑（大笑），部队大院的孩子差不多，骨子里都比较叛逆。我拍的片子都会给我父母看，刚开始看，父亲会说，这老爷子真不错。等到第二部、第三部，他就会说，呀，怎么都是这种呢？以后不要给我看了！所以，他们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应该抛开学术、理论，把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进行创作，这是最基本的。纪录片的首要任务是好看。

东方早报：和导演杜海滨一样出身西安。先学画画、后学摄影、再拍纪录片这样的三步走，是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是越来越低？

李军虎：我和他确实有几分相像。我们的路线相同，可能感受还不太一样。画画很辛苦，费了半天劲，也许都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摄影相比之下就特别直观，快门一按，马上就能传达出思想。后来拍纪录片，加上了声音，画面可以连续，这就是一件更棒的事儿了。你说，是不是要求越来越高了（笑）？但越到后面我越发现，那些技术活儿在纪录片中是没有用的，表达什么才是最有用的。用摄像机和用一支钢笔（去表达），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东方早报：是不是去农村支教的那段生活对你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

李军虎：我没有上过高中，也没有学过电影，从师范美术教育专业毕业，就被分配当了美术老师。那个时候大环境的标准是，第一选择中专，第二选择才是大学。因为中专毕了业，国家就能给分配个好工作，比如铁路、公交公司啥的，都是铁饭碗。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同学现在在开火车。

至于农村支教，不瞒你说，不是我情愿的，那时候被鼓励去了偏远山区教书，谁去谁涨两级工资。要是平时，涨两级工资，最起码得在城市小学熬上四五年，所以我们都被激励着去了，很兴奋。我现在还有同学在兵马俑坐落的那个地方当老师。从西安到山里有50多公里，没有像样的山路，去的时候太兴奋了，待了一个星期我就受不了了，太苦。农村没有专职美术老师，你必须得带班，又是班主任又是管理员。一个老师除了音乐，什么都得管。可是再牛的人去了那儿，就都完蛋了。那儿的孩子太好了，他们会咣咣地敲你房门，你一开门，他们手里捧着全是吃的。这种最淳朴的东西，会把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揪住不放。这些对我后来有很大帮助。

其实我拍的这群人是最好拍的，如果你愿意坐下来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马上和你交朋友。不像城里人，要对你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判断。比如我到一个学生家里，他给我炒鸡蛋，一下给我炒50个鸡蛋，我赶紧说，你炒5个我都吃不完，他们说，这是打碎的鸡蛋，他们也要吃。他们不刻意，全都是很自然的流露。后来我还是逃跑了，因为我出生在城市，受不了那样的苦，也觉得这种苦是我解决不了的，我也不愿意再回过头去强调或粉饰那段支教的经历，我比较直，我愿意直视我拍纪录片以来走下的任何脚印，但我不愿意的是以高歌猛进的方式。

东方早报：那为什么还花那么长时间关注农民工？你的系列纪录片《我是谁——农民工子女调查》还跟踪拍摄了8个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的生活状态。

李军虎：一方面我也很现实，我认为这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因为农民工占中国人口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为什么要永远和贫穷、落后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人的问题解决好了，实际上能够解决中国一个大问题。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