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越来越多，走来走去撞着人，就会互相吵骂，甚至打起来。我这个听得懂国语的人，竟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些话。这才发现，除了国语、舟山话、上海话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方言。

来了一支骑兵，有二十多匹马，但马没被骑，而是有人牵着。他们走在沙滩上，刚好在我面前经过。忽见萧连长的马夫和其他几个兵，把这个连的几匹马从队伍中牵了出来，其中也有萧连长的那匹棕马。

我还弄不清楚状况，便见有许多兵，有的牵一匹马，也有本事好的，牵着两三匹，都朝向骑兵队的方向走去。身后有个声音说：“上级命令，杀马！”

因为有很多马经过的关系，部队有点乱，有人站起来走动，有人伸懒腰。我趁此乱局，躬着身走到萧连长那里。

他正低着头，听我叫他，抬头看我。我吓了一跳，他的脸好凶，像要杀人似的。但我向来不怕他，还是问：“你的马怎么被牵走了？说要杀马咧。”“回去！回去坐好！”

我不听他的，只是离开他半步，站着，这里还可以看到马。

没错，果然要杀马了！

 

为何杀马？多少年后，才知道其中缘故：舟山撤退，国民党采取“焦土政策”；焦土，顾名思义，就是不留下好东西给敌人。有些东西“焦”不了，可以“焦”的，于人，是抓壮丁，估计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多人，这些人正值青壮年，抓给自己用，不留下给敌人。杀马，是因为马匹运输困难，杀了，免得增强敌人军力。

杀马消息传出，引起了沙滩及坡地上的人一阵骚动。兵士们先用缰绳将马绑在树干上，缰绳另一端本就连着马的嘴套，马根本跑不掉。但海岸边树不多，有的还是小树，怕绑不住，便尽可能绑在几株大树上，一株树的四周绑上七八匹，马大、绳短，马头几乎着地，相互推挤，马鸣萧萧，被马蹄踢起的砂土，成为砂雾。

树还是不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挖坑。部队长下令，有圆锹和十字镐的出列，三五成群找地方挖洞。这得花很大功夫，因坑若太小容不下马身，得挖得很大的才行。

这边厢坑还没挖好，那边厢已开枪杀绑在树上的马了。用的是机关枪，好几挺，射击手趴在地上，绕着树开枪，哒哒哒哒、砰砰砰砰，马鸣声被枪声掩住，尘烟未落，马已断魂。血流过泥土，流到海滩，成为黑色，浪起，将黑色的血抱进海里。

坑挖了好几个，约莫可以容得下一两匹马了，就七手八脚把马推进坑里。马叠着马，还在挣扎，机枪子弹、手榴弹，同时在坑洞里开花。

回头见到萧连长，才想起他的棕色马必然也死了！他还是原来那姿势，低着头，我不敢看他。

舟山撤退使用船艇57艘、机帆船39艘，撤出军民148000人

中午时分上船。正当涨潮，停在外海的军舰（那是登陆艇）正缓缓开近沙滩，吐泡泡的屁股上原来有个大铁门。门打开，斜斜落下，停在海水和沙滩边缘上。里面很大，黑黝黝的，那叫坦克舱。

有人抬来又长又宽的跳板，一端架在坦克舱口，另一端放在离水较远的沙滩上。踏着跳板，挨个儿上船。

据档案记载，舟山撤退使用船艇五十七艘，机帆船三十九艘，5月13日开始撤离，16日结束，撤出军民十四万八千人。

一个码头当然容不下几十艘船一字排开同时接人，作业状况大约是三艘船为一个梯次，达到能允许的容量，就离开码头。空下的位子，由另一艘船接替。防卫部官员在码头指挥，秩序良好。

轮到萧连长这个连上船时，已经下午。

早饭午饭都没吃，天又热，头脑昏昏沉沉。我抱着布包，拉着一个伙夫的衣角，踏板上船。

船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的位置被分派在坦克舱中央稍前。萧连长走来走去指挥大家坐定，舱里人声鼎沸，枪炮碰着铁板铮铮作响，他说的话，没人听得见。

我还是挨着张老师、张坤坐。我困了，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久被一阵机器转动的声音吵醒，睁眼一看，是坦克舱的门正要关上，像一只摊开的手掌，渐渐合成拳头。转动声停止，把阳光拒于门外，舱里只剩微弱的灯光，我们被包在黑暗里。

马达声持续，船却没动。我闷热得难受，早就发现舱前有个铁梯，人上上下下；趁没人注意，我登梯上甲板。甲板上也坐满了人，除了军人，居然还有老百姓，而且有年轻女人。军人抱着枪，有躺有坐，老百姓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尽管头上顶着大太阳，但有海风吹，甲板上舒服多了。我趴在船边，马达激起小小浪花，轻轻拍打船身，几步外还有别的船，都还没启动。

忽然听到嘈杂声，看到从船头跑过来几个被抓的壮丁，他们被绑的绳子已解去，慌慌张张跑到船边后，就跳到海里。

有几个士兵拿着枪在他们身后追，骂着粗话。士兵追到他们落水处，就开枪朝海里打。有个人被打中了，血立刻喷出来，但他还向岸上游，不久就面朝上，想必是死了。

 

母亲给我的金条银元被萧连长拿去“保管”

船终于起锚，天还没全黑时，我回到坦克舱。张老师说，刚才发过饼干，叫我去找特务长，看还有没有剩的。

特务长管粮饷，据说是官里最小的，不过再小也还是个官，官都坐在前面。

萧连长不轻不重地骂了我几句，叫特务长给我一包饼干。我饿得慌，一口就吃了好几片。

萧连长不时看看我，递过他的水壶。“慢慢吃，别一次吃完了，时间还长得很。”

我在军官区坐下，萧连长看着我还背着的花布包问：“里面都是些什么？”“衣服、鞋子，还有银元、金条。”“小心保管好，回你位子去坐。”

我睡了一个好觉，先是歪着坐睡，后来就挤出一个小范围躺了下来。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里，反正舱里的光景全一样。

有人晕船，在吐，就吐在自己身边，一边吐一边骂人，因为别人吐的东西流到他身边；他也被骂，因为他吐的东西流到别人身边。骂着骂着，又吐了起来。

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坐爸爸开的舢板去捞海蜇，浪大时，海水会攀上船，弄得人一身湿淋淋。即使这样，我也不会晕。

从口袋里拿出没吃完的饼干，吃得卡滋卡滋响。那个一直都很照顾我的伙夫，斜坐在舱边，把半包饼干送给我。“你能吃，拿去吃。”原来他也晕船，吃不下。

这一来，我倒不愁吃的了，不时会有人拿饼干给我。也有人拿他水壶里的水给我喝。

这样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多久，我正觉无聊时，萧连长来找我了。

他俯着半个身，小声说：“你说你布包里有银元和条子？”

我点点头。“都还在吗？”“在啊！”“打开我看。”

布包我一直背着，没离开过。我从肩上取下，要打开结头，发觉绑得很死，手指头都弄痛了，还解不开。萧连长把布包拿过去，他也花了很大力气才解开。我暗暗怪母亲怎么绑得那么牢，害我丢脸。

那个放着金条银元的长条布包当然还在。萧连长拎了拎，没声，可见包得多密。他从袋里取出小刀，把线割断，银元金子在我眼前闪闪发光。“这我替你保管，”萧连长说，“船上人多，你又爱乱跑，小心被抢。”

我有些舍不得，不过萧连长是带我出来的，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大人了，他说的话，我当然得听。

他没有全拿去，把放在最上面的三个银元给了我。“这你留着，别乱花。”

我站在码头四处张望，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船到基隆时，大约上午八点多。

当兵的一高兴，常常用骂来表达的。“妈的！”“他妈的！”

码头上有许多欢迎我们的人，大多是学生，男的，女的，有一块横额大红布上贴着金色的字：“基隆女中欢迎国军将士来台”。两个学生各一边举着竹竿，撑着那块大红布。海风吹得红布呼呼作响，那两个学生有点撑不住，身体随风摇摆。

他们的身后，有人吹喇叭，打鼓，有的摇小旗。有个女学生在指挥，大家一起喊：“欢迎！欢迎！”“欢迎国军将士！”

我看得入神，乡巴佬一个，这场面还是第一次遇到，特别是，我是被欢迎的。

我沉醉在莫名的欢乐里，竟忘了应该回到坦克舱，因为，部队正要上岸。

部队是从坦克舱离船，舱里的，甲板上的，都依此途径。我的警觉，首先是看到甲板上的人向坦克舱移动，接着，我从高处向下望，见到有部队从船尾出来了，上岸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